練乙錚

時事評論

A24 1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2-01

台灣以選票向上加壓! 香港以武力向下施暴?

 

佔中運動的脈衝平衡不斷因應主客觀因素調整，佔領的基本空間縮小了，但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意志未減。昨晚「雙學」的升級號召，引發了一次中規模的脈衝；如果當權派再愚蠢魯莽地使用不法暴力，脈衝將自動擴大規模。如果京港掌權者依然拒絕有效回應民眾的民主訴求，香港的問題就無法解決。

剛過去的周末，海峽的另一邊進行了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選舉，民眾着手自己清理系統瘀血，發出的力量，足令政權作出改革的承諾。當然，立場問題，有人看了會覺得大事不妙。

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地方「九合一」選舉落幕，國民黨輸得比原來估計更慘，六都（直轄市）市長選舉輸其五，不僅在首都台北、大城市台中這兩個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地方以大比數落敗，連桃園這個蔣公陵寢所在地也變了天，僅剩新北市保得住，但也是只贏1.2%，而且在該市的市議會選舉裏，綠營贏了過半。

藍天變綠地

六都以外的其他十六個縣市裏，國民黨不僅保不住人口最多的彰化縣，連基隆、新竹、嘉義這三個市也丟失。就地理版圖看，一向以來以彰化、雲林交界處的濁水溪為分界線的北藍南綠格局，這次徹底打破了；溪北的一片，超過一半已非「藍天」。此次選舉之前的總共22個都縣市裏，國民黨、民進黨、獨立人士執政的比例是15︰6︰1，選舉之後是6︰13︰3，可謂乾坤倒轉【註1】。

如果算縣市長選舉的得票數，在六都範圍內，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比例是41：48；如果台北市的「墨綠」也算「綠」【註2】，則藍綠比例大概是41：58，十分懸殊。若把其餘十六縣市的票數也一併算，上述兩組比例幾乎沒有變化，而單看民進黨的全台灣得票，竟比國民黨多出差不多85萬張。論者一般認為這次「九合一」地方選舉有兩重意義，尤其是都縣市行政首長的選舉：其一可看作2016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果若是，則台灣大選的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底定的了；其二可視為「太陽花學運」之後，民眾對國民黨大陸政策的一次全民公投，結果可說真是「島國天光」。

這場選戰的焦點，當然是台北市的市長大位爭奪戰。北市自1945 年台灣光復以來，幾乎都是國民黨天下；第一屆市長黃朝琴，就是國民黨黨員，屬於當時所謂的「半山派」，即台灣本省人但長期在大陸（「唐山」）依附國民黨、後來又跟隨國民黨回到台灣的一批黨員或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政壇人士。七十年來，19位北市市長當中，15 位是國民黨黨員，其中包括8 位是該市處於「院轄市」地位（1972-1990）期間由國民黨欽點委任的黨員市長；餘的少數幾個，不是「半山派」就是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尾巴黨」人士或獨立候選人。屬於反對黨的市長只有1994-98年執政的陳水扁；他當了一屆，表現很好但競選連任時還是輸給國民黨的少壯派馬英九；馬當了兩屆，就輪到國民黨黨國大老郝柏村的兒子郝龍斌，一直當到今天。

國民黨這次應付台北市的市長選

舉，靠的竟是延續太子黨文化，捧出連戰的兒子連勝文參選。連家在台灣的確非同小可。連勝文的曾祖父連橫是日治時代的著名歷史學家、台語學家，第一位寫出台灣通史的人，可惜曾經支持日本在台灣的開放鴉片政策而畢生蒙上污點。連橫的兒子連震東（連勝文祖父）也是國民黨裏的「半山派」，四十年代起就在台灣當高官，六十年代當上國民黨中常委，官拜內政部長；連戰就更厲害，當過副總統、行政院長、省府主席、黨主席。專政時期的國民黨非常黑暗，高官貪腐嚴重（不然不會丟失大陸），連震東的龐大個人財富及遺產在台灣長期有爭議，到了連戰，依然如此【註3】。

國民黨以為藉其深厚的黨產資源、連家三代人的威勢，以及二十多年來北市藍綠陣營的55：45基本盤優勢比例，當可贏得一仗。沒料到馬總統執政六年，口碑每下愈況，其所依賴的台灣版兩岸經貿「融合」政策，更遇到今春「太陽花學運」的激烈反對，令整個國民黨處於嚴重的民意劣勢。結果，連勝文的種種優勢統統都變成負累，最後以16個百分點之差狂輸給獨立候選人、今年1月6日宣告參選之前還是不見於政壇經傳的台大醫院名醫柯文哲。這個選舉結果有三點值得港人參考：

一、不見經傳的人參選，也可以以大比數勝出。此前，香港有不少人都愛說：如果不讓北京在當權派大老當中欽點「有地位人士」當特首，泛民當中誰有資格、誰有威望？這次台北市的市長選舉替這個問題作了解答：真正威望是民眾給的，大家的眼光不一定要放在已知的人身上。

二、在大陸周邊上不同體制和文化圈裏的人民，今天普遍對大陸政經勢力君臨有所戒懼，對大陸炫富族行徑生厭，對中共喉舌的那種「冇我，你就冇飯食」的荒謬態度明顯反感；因此，所有「紅色」背景甚或只是「經濟投共」的參選人都會遇到前所未有的阻抗力。以連勝文家族為例，2005年起，連戰大力發展與大陸黨政高層的關係，如果今天香港有公平普選而梁特出來參選的話，很可能像台灣網民揶揄連勝文那樣「輸到脫褲」。

三、「權貴」背景的參選人在財富分配兩極化的當今趨勢底下，不再那麼受中產階級歡迎和艷羨，不少年輕人更會對之生出強烈反感。柯文哲父祖兩代都是小學教員，因此他以庶民自居；跟連勝文相比，家族的政經地位弱點反而變成是次選舉裏的優勢。可以想像，有一天香港有公平的普選，大財團大家族色彩濃厚的人或其代理出來參選的話，很可能因而失敗。

上述第三點，除了在北市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出來之外，桃園市和雲林縣的情況也差不多，下面分別簡述。

這次競逐桃園市市長的國民黨候選人是現任第16 屆縣長、尋求連任的吳志揚（桃園現在還是縣，要今年12月25日才正式改制為直轄市）。吳君何許人也？國民黨現任兩個名譽主席之一的吳伯雄的兒子是也。吳氏家族在桃園十分顯赫，吳伯雄七十年代時曾任桃園縣第七屆縣長，而他的父親吳鴻麟，則於六十年代初年任該縣的第四屆縣長。如此三代縣長世家，這次也給民眾的選票刷下來了，對手是民進黨的鄭文燦。

鄭出身寒微，有勞工背景，父親一輩子不過是農委會北區糧食局職員。關心佔中運動的朋友也許還有興趣知道，鄭文燦乃學運健將，當年台大學生會副會長，負責出版台大學生報，更是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決策小組召集人。上月學民思潮黃之鋒在《紐時》文章裏說：統治階級的命運，最後還是由後起的進步力量決定的，無疑就是這個意思【註4】。

庶民勝權貴

此外，雲林縣這次縣長選舉，也是權貴與中下階層庶民之間的博弈。國民黨一方是雲林當地一個大家族的成員張麗善；民進黨一方則是一位因幼年家貧成為鄰居養子、靠自己打工苦學成才的律師李進勇。李當過打石工、跟貨車、擺地攤，後來靠自學，以同等學歷考上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司法官特考及格後，歷任花蓮、宜蘭、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後來改行做律師，並參與政治，常常替勞工爭取法律權益。

張麗善之胞兄張榮味是雲林地方派系中的張派勢力領袖，曾任雲林縣議員、議長、縣長，2004年於縣長任內因涉一宗焚化爐貪瀆弊案被通緝，歸案後審了九年，至今年6月才由台南高分院三審宣判有期徒刑九年、褫奪公權五年；案件還在上訴。張榮味案發後遭逮捕，張麗善為延續家族政治力量，代兄出征參選，成為代表雲林縣的台灣第六屆立法委員。後來此責由張榮味之女張嘉郡負起；後者成為國民黨籍立法委員之後，是台灣立院有名的缺席大戶。權貴張麗善從立法院退下，今年代表國民黨參選雲林縣縣長一職，最終卻輸給庶民李進勇【註5】。

大家或可從這次台北市、桃園市、雲林縣的三個縣市長選戰得出一些結論：一、現階段而言，國民黨依然是一個還未改造好的政黨，集中代表了大量權貴一直以來的政經利益；台灣民主化之後，這個黨多次受到教訓，但內部不良勢力死而不僵。馬英九本可算是國民黨裏比較健康的力量，但執政以來乏善可陳，終於要乞靈於「搞好兩岸關係」，讓商界政界親北京的急統勢力拖着鼻子走。連戰在國民黨裏就代表那些急統勢力。連氏家族是老派國民黨，但幾十年來的反共，看來都是假的，到頭來一己利益至上。六十年代，連戰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念政治學博士，寫的論文題目是《中共如何批鬥胡適》【註6】，十分反共，現在卻十分識時務，一年起碼一次帶了家小跑大陸見中共黨政高層。大陸說，很重視台灣人民福祉，但拉攏的卻是國民黨內最大最腐朽的既得利益。

二、攻擊民主制度的人同時有兩道板斧，一是說西式民主都是為大資本家服務的，所有的選舉都是假的，都由資本家用錢買起，所以民主根本不值得爭取，「好的」極權統治（例如中共）反而能夠保障小民利益，因而是真民主。這一說是說給中下階層、升斗市民聽的。

另外一說則剛好相反，指西式民主一定會走上「民粹主義道路」，搞階級鬥爭把富人的財富分光吃光、把一切發展經濟的機會都堵絕，所以如果要保護資本主義，就得靠「好的」極權統治（例如中共）來保護資本主義經濟。這一說是說給中上階層和資本家聽的。

事實對謊言

台灣這次選舉，特別是前述三個地方的選舉結果，給前一說提供了有力的反證：小民的代表可以利用人民投給他選票打敗權貴的代表。至於民粹主義一說，民主國家的大量實踐證明這個說法根本沒有根據。事實上，在民主國家裏，一方有更多財富，另一方有更多選票，雙方勢力在民主博弈的過程中達到平衡；這個平衡點因時機及國情而異，但都不是極端的。金與權集中一面倒，小民無法保障自身利益，其實是專制社會一大特點，或者廣義一點說，是民主失敗了的體制裏的特點。

當然，選勝不代表上台之後一定做得好，有些健康力量代表上台之後會腐化，有的卻原來沒有管治智慧與能力。例如柯文哲，的確是有口碑的正人君子、專業的能人了，但能否保證不像陳水扁那樣腐化了？或者到頭來是否像馬英九那樣低能，終致一籌莫展？前者要由體制改革和人民的不斷監督來保證；後者則只有依靠民眾、聽取民眾的呼聲才能避免。

能力通常不是一個問題。帶領一個團隊管治一個地方，領導人並不需要懂得「火箭科學」，更不必是一個「全能神」。有普通智慧的市民當領導，輔之以一個能幹的中立的秉公的公務員體系，就已經有了必需條件。是否充分，則還要看這個領導人的政治EQ，以及其價值觀是否與大多數民眾的願望吻合。例如，美國的列根總統是演員出身，並無什麼特殊高深專業知識，但他有很好的政治EQ，說的話做的事能夠打動民心，於是他成功了。

台灣這次選舉，看點甚多，本文只是比較集中討論了庶民v. 權貴一點。這點對香港有指導意義。當然，也許明白了也不能模仿，因為香港不是台灣，港人還未有真正包含潛在效力的選票在手。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在台北市勝出的柯文哲，是民進黨支持的獨立候選人，自稱「墨綠」（藍加綠），但綠色傾向比較明顯。

【註2】參考中華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zh_TW/PC/000000000000000.html

【註3】見中文維基連戰條的「財產爭議」部分共十二點：http://zh.wikipedia.org/wiki/連戰

【註4】黃之鋒《紐時》文章見http://www.nytimes.com/2 0 1 4/1 0/3 0/opinion/joshua-wong-taking-back-hong-kongsfuture.html?_r=0

【註5】張榮味案判決的新聞見今年6 月24 日台灣《蘋果日報》報道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624/421998/ ；張麗善背景見中文維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張麗善 。

【註6】連戰的博士論文見http://www.worldcat.org/title/criticism-of-hu-shihsthought-in-communist-china/oclc/6 6 60192?referer=di&ht=edition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201530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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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1 2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27

特府的暗角政治 大陸的尷尬經濟

 

一、暴力清場與拘捕七警巧妙配合

特府不蠢，既挾法治之名又徇眾商戶要求進行清場，清場之際既用暴力抓捕佔中者也適時宣布拘捕七警，後者涉嫌非法行使私刑並試圖借暗角掩飾罪行，表面證供確鑿不容抵賴，但警方高層不斷拖延拘捕，直到今天清場的同時才履行職責，斧鑿的痕迹彰彰明甚；如此「一啖砂糖一啖屎」的策略，固然可以減輕一部分民眾的即時心理反應，卻予人覺得警方已經變得愈來愈喜歡玩手段，不再有堂堂正正的大丈夫風格了（請注意：這裏說的「警方」不是「員警」）。

前晚昨天的清場行動，催淚彈（催淚煙）沒用上，代替的是催淚水。這固然可能是考慮到旺角民居商戶比較稠密，催淚彈發射之後散發出的濃煙會傷及池魚，所以不能用，但另一效果則是新聞照片裏少了催淚煙瀰漫的鏡頭，惹起的民憤會少一些，國際上也不會那麼轟動。不過，「9.28」的一幕一幕，早已蝕刻在人們的腦海裏，也存在於千萬幀網照和視頻上，永遠成為特區政府的暴行證據。

和佔中不同，8964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在還沒有互聯網和手機的時代，人民生活窮困，因此絕大部分的運動參與者都沒有照相機，所以在運動遭到殘酷鎮壓之後，政權在其管治範圍裏清除所有其獸行的痕迹、埋沒運動的真相，一點困難也沒有。餘下的真相，只存活在極少部分大陸人口的腦海中、境外媒體或記者的舊照片裏。於是，政權篡改真相，肆意抹黑參與者，炮製出一個完全和事實不符的說法，就百分之百做到了。

時代變了，每一個佔中運動的參與者，都成為了事件的見證。今天如果特府想歪曲佔中過程中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抹黑任何一個參與者、美化或隱瞞自己任何一個齷齪動作，也絕對不會容易。

二、「國家行為」：人行內幕交易

上周五傍晚六時半，人行忽然宣布降息，《華日》觸覺銳利，指出滬指該日下午走勢不正常，在早上沒有特別利好消息的情況底下，午市突然不斷攀升至接近3 年高位收市，成交量比前一個交易日增加了31%；更奇怪的是，收市前漲幅最大的是金融股和地產股（常態之下最能受惠於降息的兩類股票），其中招商證券（滬600999）更急升10%漲停板，而大陸最大房地產開發商萬科A（深000002）也於早市明顯下跌後收市倒漲1.4%。這些都是內幕消息外洩的可靠表面證供，但人行和大陸證監會至今都沒有應《華日》要求作出解釋。

洩露或利用個別上市公司的內幕消息進行證券買賣，固然是非法行為，但對大市的影響通常很有限；如果洩露的消息是央行的利息升降，則這種「國家行為」不僅對即時的市況影響大得多，還損害政府有關部門和整個證券市場的誠信，問題非常嚴重。試想，如果事件發生在香港，涉事者是金管局高層，那還得了？然而，人行官員洩露可影響證券交易的消息，早已有前科【註1】。

諷刺的是，這個連中央銀行內部貪腐行為也管不好的國家，卻不僅要教導港人如何管治香港，還要出盡紅黑白各路力量替港人「捍衛資本主義」。政治上荒唐如此不特已，經濟金融方面更已經坐言起行，透過官員搞「大融合」、「滬港通」之類的辦法，把大陸的那一套強行植入香港。少數香港當權派固然可藉此得益，但可憐他們的那批支持者以為「香港明天會更好」，到頭來後悔莫及。

三、「經濟轉型」延後無了期

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採取之前發展中國家行之有效的出口主導增長策略，無疑是正確的。不過，那個時候從一窮二白的境況起步直追，要籌集資金建設加工出口區，除了大量依賴從台、港引資之外，人民勒緊褲頭少消費，把生產剩餘用作投資，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俄共1917年奪權上台後搞工業化，當時沒有外來資本協助，列寧用的辦法就是壓榨農民的勞動收益，情況慘烈，但勉強可說是成功了。這個「經驗」，中共1949年後照搬，而且因為要「超英趕美」，對勞動人民的壓榨更厲害，結果搞了30 年卻以失敗收場。1978 年的改革開放，大陸因為有台、港資本可資利用，人民很大程度上避過了另一場災劫。

然而，以高投資、低消費推動超高速經濟發展，經濟學界早有理論，稱為「不平衡發展策略」，是發展經濟學家AlbertO.Hirschman於1958年提出的【註2】。然而，後來第三世界發展經驗卻說明，這個策略頂多可有效地運用20年，因為副作用太多，不可持續卻又像吸鴉片般難以擺脫。

有效、有副作用且不可持續，今天在大陸已經很明顯，但為什麼難以擺脫呢？道理很簡單：

（一）發達國的人均收入高出大陸很多，消費品生產了，賣到那些地方能夠賺的錢要比賣給大陸同胞多。

（二）發達國的批發零售和資訊網絡已經存在而且高效，加上都有反壟斷法，所以進場的前期成本低，之後的銷售成本也低。

（三）由於產品種類、消費口味、市場規管等方面的差異，生產外國市場所需產品的工廠類型和設施，異於供應本國市場所需的，所以不少現有的生產器械和已經培養出來的人才，都不能輕易地轉化為滿足內需的生產力；這個情況，一直推到各行業的上游都存在。

這些實體經濟因素有其並行的金融面： 一般投資，無論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都會把資金的大部分投到利潤率較高的出口環節。至於那些主要滿足內需的本地企業，如果不是壟斷或寡頭壟斷（例如一些國企或利用高新技術的），很難籌集足夠資金謀發展，生產效率因而不易提高；壟斷性的話，又往往產生其他一大堆效率問題（阿里巴巴、騰訊等少數企業是例外的，但這兩個例子，都是保護政策的受惠者，而且所用技術模式，大體上是外國已有、可以模仿的）。

上述只是從內部市場的供方看問題。大陸的消費者當然不是不消費或不想消費，不過大家看得見的是消費實力和消費意欲高的群體，看不見的卻是更多的消費力薄弱或消費意願不高的另外一批人（不然就沒有「轉型問題」了）。

消費力薄弱有兩個原因，一是大陸經濟總的來說還很落後，窮人多；一是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窮的沒錢花，富的花不完，結果都引致同一結果：總體消費偏低。至於中產或以上的，我們見到的是儲蓄率偏高，世界上少有；關於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很多，找到的符合實際數據的原因主要是人口結構和社會政策方面的，這些原因包括：①人口急劇老化而社保醫保不足（年均醫療開支最高通常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年，約佔一生人醫療總開支的四分一；此年中的月均開支最高通常是在最後的一個月）；②筆者介紹過的陽盛陰衰性別失調論（有男生的大陸父母要作超乎常額的競爭性儲蓄，讓男生有樓給女方揸手，否則無以傳宗接代）。

儲蓄率愈高，可用作投資的資源便愈多，一旦外銷市場不振，這些資源為求快速高回報，大部分投放到資產市場、特別是房地產市場裏，中短期的回報率便會愈來愈高，引致泡沫現象，但內需市場特別是其中的中小企業，卻依然不受青睞。當然，也有一些甚或很有趣、很吸引的例外，例如深圳有一間設計和生產小型無人駕駛飛機的企業，發展很快，也是從小企業起家的；不過，上得新聞，就表示並非常態。

上述是大陸經濟轉型困難的純粹經濟領域裏的原因；還有起碼兩個介乎經濟與政治的原因：

（四）改革開放最早造就的既得利益就是出口環節的既得利益，這些利益集團已經盤踞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上層，自會盡量延續出口主導的政策、阻撓轉型（例如長期把滙率訂得偏低）。

（五）過去為求GDP 高增幅，搞縣際競爭、政商合一，各級地方政府有利可圖，其領導人從以前社會主義時期那種無所事事、愛理不睬，變成全世界最忙碌的一群。不過，他們落力催谷的，主要就是高利潤、見效快的出口加工，對增長緩慢的內需市場無甚興趣，房地產是唯一例外，因為此行業所需技術和成本俱低，原料很多就地取材，土地不少更是「公轉私」或從農民手上半騙半搶得回來的。

由於房地產對地方GDP 增長貢獻大，有利地方官員升遷掌握更大權力搞貪腐。近來大陸流行「小官巨貪」，一個巡警可以人仔貪過億，一個科長三四億，不是像香港公務員一直以來的那樣，幹得好的話，一輩子多跳一兩個bar 每個月多幾萬元那麼簡單。如此誘因，怎麼「轉型」？所以，大陸房價月來整體稍微回落了一些，人行上周就全面減息了。

四、人行降息無甚好處

人行在上周全面下調存貸基準利率，為兩年多以來首次。以一年期為例，貸款基準利率減0.4個百分點，銀行可浮動區間下限為新基準5.6% 的0.8倍；存款基準利率則減0.25個百分點，浮動區間上限為新基準2.75% 的1.2倍（之前是基準3% 的1.1倍）。

不過，數天以來，市場反應表面上有點奇怪：存款利息不是下降而是基本上沒有變（如大行一年期存款利息現處上限水平，即1.2x2.75% = 3.3%，但之前的市場利率也是處於當時的上限水平，即1.1x3%= 3.3%）。其他年期的市場存款利率也無大變化，有些微升、有些微跌，都不過是幾個點子的幅度，而且都處於浮動上限水平【註3】。為何如此？

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要和發展很快的網上貸款平台爭奪存款。銀行一般不願意貸款給中小企，後者近年多靠網上平台融資，付的利息比較高，平台集資的時候因而願意給更高的息口；銀行於是要和這些網上平台競逐客戶存款。因此，人行這次若是打算把存款利息名義上往下調藉以鼓勵即時消費，目的顯然達不到【註4】。

不過，由於人行的貸款基準利息下調之後，市場的貸款利率也跟着下調（幅度較小，一年期的貸款息口下降約20點子，是基準下降的一半），房地產市場便馬上有正面反應；房地產消費於是會增加（房地產生產在GDP裏算是投資，理論上不完全正確，如民房應該算是消費品；這裏不討論這個問題）。然而，房地產市場也是資產市場，而且因為購買房地產有槓桿作用，所以容易生成泡沫。不少人認為，大陸的空置房太多，房地產市場已經是一個大泡沫。

不幸的是，市場貸款利率下跌，不等於中小企貸款容易了。從銀行的觀點看，資金的成本（主要是存款利息）沒有變，資金的使用價格（貸款利率）卻下降了，產業的風險卻沒有變化，那為什麼要多貸款給中小企呢？

因此，人行這一輪降息的效果簡單說就是：帶動房地產回升，GDP 會好看一些，但總體消費不會怎麼增加，對「轉型」沒有什麼幫助。

現在，市場普遍認為有需要繼續大幅減息及減低銀行的法定最低存貸率，以增加通貨（流動性）。不過，那是有危險的。

五、為何前車不鑑？

事實上，大陸的金融市場已經在自動增加流動性，同時亦不斷增加系統風險。

9 月2 日的《亞洲華日》報道，大陸已經取代南韓成為亞洲最大的債券證券化（debt securitization）市場。帶頭供應此類金融產品的，有大型國營銀行和小型私企【註5】。

此外，9 月4 日的《南早》報道了大陸網上貸款平台近來推出一種十分危險的貸款，稱作「首付貸款」，就是借錢給想買房地產卻付不起銀行按揭所要求首期的買家。有了首付貸款這個玩意，就等於市場上有了零首期的房地產按揭了。9月份在市場上最高調推出「首付貸款」的大金企，就是全國第二大的保險公司中國平安。大家記得，市場早已傳聞，這家保險公司的大後台就是溫氏家族【註6】。

然而，大家也知道，美國2007/08 年金融風暴的導火線，正正是債券證券化和按揭業風險失控交加，令大量劣質按揭包括風險極高的零首期按揭通過債券證券化的包裝進入金融市場，形成所謂的「有毒資產」，廣泛流通。前車可鑑，然而，現在大陸政府為了要「保N」、企業為了多賺錢，似乎覺得什麼都不必鑑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2011 年人行金融研究所貨幣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伍超明因向證券機構洩漏GDP、CPI 等敏感經濟數據224 次，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見 https://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 2 3 4&cat_id=3&title_id=466391。

【註2】見Hirschman, Albert O. (1958) The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耶魯大學出版社ISBN 0-300-00559-8。

【註3】人行降息後的市場存款利息見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jrxw/20141123/053420894634.shtml。

【註4】一般而言，降息對消費有兩個相反的即時影響：一是儲蓄者的存款誘因直接減低了，減少儲蓄，增加即時消費，未來的消費卻要減少；一是利息收入減少了，儲蓄者可藉增加儲蓄來保持利息收入，這就會減少即時消費，未來的消費卻會增加。

哪一個效應比較大，因人而異，經濟理論無法決定，但在現實世界裏，通常的結果是頭一個影響比較大，也就是說，減息的淨效應是增加即時消費。

【註5】《華日》報道見http://online.wsj.com/articles/china-securitization-marketsurge-triggers-concerns-1409693537。

【註6】《南早》報道見http://www.nanzao.com/tc/lifestyle/37060/zhong-guo-pingtui-chu-gou-fang-shou-fu-dai-kuan。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27530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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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4 3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24

香港特色的青年工作是先抹黑的嗎？

 

當權派面對佔中新世代有點手足無措。先是沒當一回事，覺得小朋友不過鬧着玩，不會耐久；然後發覺對手勇得太不像話，要趕快剎一剎，於是用上催淚彈；隨後的反彈意想不到，只好放軟身段摸頭，結果人家不卑不亢，立場堅定。最新的一招，是妖魔化、抹黑：共產黨不可怕，可怕的是香港的年輕人，怕得高官的朋友都要為此移民。對待年輕人的態度如此變來變去，就是沒有想過要了解他們。

一、年輕人比共產黨更可怕？其實，不只當權派高官不懂得，就算筆者教大學、做傳媒那麼多年，也自覺十分不懂得。估計這次佔中運動發生了，大批年輕人參與，絕大多數家長也會摸不着頭腦，不知道發生什麼一回事，一向膽小怕事的獨生子獨生女竟然會「瞓街」，甚或竟然斗膽與員警推撞糾纏。然而，運動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讓社會觀察、思考、了解香港的年輕人。

例如，運動打破了一直以來不少成年人對年輕人的一些刻板觀念：原來，大量平常愛打機、似自閉的年輕人並非「電車男」、「乾物女」，而是如此驚人地合群的互動者，在運動的一個一個有機小圈子裏，可以一呼百應，可以分工合作，可以無間交流，可以相濡以沫。這些特性，是閉門打機可以培養出來的麼？

原來是可以的，因為電玩在今天的互聯網裏，已經發展成為網絡遊戲，玩者不再需要單獨玩，而可以透過網絡與甚至遠在不同國家裏的朋友一起玩同一場遊戲。有相同興趣的，更可組成團隊參加電玩比賽，培養出團隊精神；例如最近流行的「舞online」，幾個喜歡舞蹈的年輕人就可以組成「舞蹈團」，在一些網上舞蹈遊戲平台裏跟別的舞蹈團隊鬥創意、比靈巧。不少成年人只認識的那個叫PAC-MAN的遊戲，一忽然已是三十年前的東西了。

又例如，網上社交平台已經養成年輕人對事物不停發表意見、交流看法的習慣，這首先是在消費行為上表現出來的。上一代人在青少年階段，對消費一般是被動的：家長購買，子女消費，大體如此。這一代的青少年不同了，他們手裏有錢，面對消費資訊卻不會輕易接受，而會在社交平台提出問題和意見，與群體裏的朋友反覆討論，最後才決定買不買、要買買哪個【註1】。當這種「研究、思考、討論、決定、行動」的有序行為模式從消費領域轉移到社會政治領域，就直接造成了今天年輕人逢事有看法、不會輕信「權威」的特點。

因此，家長發覺孩子「硬頸」，背後往往不是簡單的「硬頸」，而是他們已經在友儕之間轉了幾十個圈，得出了堅實的看法；此時，再要改變他們的看法就不那麼容易，必須有更好的論據。這點在是次政改爭拗中表露無遺。政府說學生的提議「違反《基本法》」，學生不同意，反而認為8.31人大常委決議違反《基本法》。這不是少數學生特別「硬頸」，而是他們早已反覆快速做足了功課，知道自己是對的；理虧的是要看北京臉色的特府，給不出合理解釋而只能赤裸裸倚仗權力以「國安」為由大石壓死蟹的是北京的黨中央，遑論有更好更強的理據去改變學生的看法，所以只能一鎮壓、二拒見、三抹黑、四賴皮。

又例如，自從發明了電視轉台遙控器以來，老一輩的人認為新世代的專注力不足，做事不能持久，一發悶就散。但是，連這個論述也在佔中近六十天的時候打破了：青年學生的耐力，發覺原來比佔中三老還要強；後者言累，後勁不繼，但學生卻依然不會輕易答應退場。這個分別，當然可有多種解釋，例如世代的體能差異，不利成年人打持久戰。還有其他的解釋嗎？當然有，但筆者這裏賣個關子，鼓勵大家自己思考，增加對新世代的想像和理解能力。

二、特府青年工作按「共青團」模式？佔中運動已經到了當權派內部不同勢力互相推搪卸責的階段，彼此明指暗責對方「失掉了年輕人」。更有趣的傳聞是，梁特的一些左右手提出補救妙方，要特府效法港英1967 年鎮暴之後大搞「新潮舞會」的做法，似乎是衝着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而來的：負責青年工作，而且是當年的抗暴學生英雄，為什麼就是沒想到要好好替年輕人宣洩剩餘精力呢？不過，這些人認為是次年輕輩大規模造反是因為特府未做好八、九十後當中的「幫港宣洩」工作，顯然對曾局長領導的民政事務局一無所知。

民政事務局今年的經費達15.5 億（元），當中花在文、娛、康、體、藝這幾方面的資金，高達十億，估計當中起碼一半提供了「宣洩」作用【註2】。這種額度的開支，五十年前的香港根本不能想像。這還未把現時富裕得多的家庭裏的私人「宣洩性」開支計算在內。那麼，特府還要花多少個億、辦多少場「新潮舞會」，才可以把數以萬千計的年輕人聚集一起進行了五十多天的各種佔領活動的精力都「宣洩」掉呢？

「宣洩」論固然可笑，但傳聞還提到特府應該加強青年工作（大概是搞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的什麼升級版），就更加不堪。眾所周知，做青年的愛國思想工作、教導他們認識《基本法》等，也是民政事務局的職責。這方面工作的開支，算在該局預算文件中的「綱領二」，名目是「社會和諧及公民教育」，宗旨包括「推廣公民教育、國民教育……，以及推動青年發展」（青年不推動是不會發展的）。這個「綱領二」的開支約佔整個局的經費的四分之一，而且是該局七項開支綱領中增長最快的，過去兩個年度總增幅是58%（2012年度支出為2.31 億；13 年度為2.78 億；14 年度為3.66 億）；兩個單年度增幅分別是20% 和32%，愈來愈急，佔中卻發生了【註3】。

「綱領二」之下的預算，「青年事務委員會」用去了很大一部分。這個委員會幹的工作，主要是組織青年到外國去、到大陸去交流學習。到外國的，每年三到四團，每團十來二十個成員，而以諸如「青少年紅色之旅」等名義到大陸去的，每年一百幾十團次（有的團體一年獲資助去大陸幾次）；主菜配菜，分得很清楚【註4】。青少年認識國情的機會真不少，光是制服團體青年成員受助成行的人數，每年平均13萬人次以上；後者是民政事務局青年工作的一個重要指標，寫到局的預算文件裏了。

所有這些愛國教育活動都無可厚非，不過，儘管特府如此不惜工本投入人力物力做年輕人的思想工作，收效似乎甚微，背後無疑有兩個決定因素：一是大陸多方面實況太負面，並非一兩次參觀學習就可把港青都變成愛國愛黨，甚至很可能弄巧反拙，愈接觸愈覺得不對勁（今天港人得到有關大陸資訊的管道很多，不像七十年代大學生北上參觀訪問那樣只得到片面甚或虛假的資訊）；一是「青年事務委員會」領導成員的年齡、背景和意識形態與一般港青格格不入，說的話做的事因而沒有說服力。

「青年事務委員會」現主席陳振彬（55歲）有商界、左派和「社團」背景（九龍社團聯會會長），而且是當紅的應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其餘三十個委員絕大部分是富二三代、各地各級的政協、民建聯成員等等。此外，有好幾個委員近年還曾經有過一些專業操守方面的的壞新聞。如此機構，就算多得幾倍的活動經費搞活動引導港青愛國愛黨，無疑也不過是白費氣力拉牛上樹，佔中一樣會發生。出現這樣的一套當權派自己友領導的青年工作，乃是現屆特府那種「黨而不群」的組織路線決定的，試問又怎能在當今那種精神面貌的年輕人之中有吸引力？

專制統治之下，領導人總是要求年輕人按照他們指定的方向「發展」，世世代代不變，乃至千秋萬載。這無論是共產黨還是納粹黨都一樣。1939年希特拉在一篇對青年的演講裏說：「我們要求國民忠心，你們就必須學會忠心；我們要求國民遵命，你們就要學會遵命。…… 德意志的旗幟永遠不能丟。你們同樣有權要求未來的世世代代想法像你們一樣。」【註5】

希特拉的講法，無疑也是大陸的官方青年工作理想模式。在大陸，十四至二十八歲人當中的積極分子加入共青團，《團章》總則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說：「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 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小孩子六至十三歲的，就加入少先隊。後者是黨「委託」給共青團領導的兒童組織，隊章裏說：「中國少年先鋒隊…… 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預備隊。」一層一層的後備軍、預備隊，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求未來的世世代代想法像黨今天要求的一樣【註6】。在共產黨革命起家時期有這樣的組織有其道理，但在訊息革命、社會千變萬化的今天，這種對黨國領導人絕對忠誠的社會組織方式，只能是發展的桎梏。然而這卻是香港當權派要推行的青年工作大方向，目的說得隱晦一點不過是策略需要，免得富家子弟真的怕了共產黨要馬上移民。

民主國家的做法不一樣。有些國家的青年工作部門只提供輔導及福利；另外一些則比較進取，從公民權益角度定位，做年輕人的充權工作（empowerment），例如澳紐等國的例子。

在澳洲，每一個省都設半官方的青年事務議會（Youth Affairs Council)，主要工作是政務和維護年輕人權益、引導年輕人參與所有有關青少年的政策制訂、實施、監督和反饋過程。議會的領導有年齡限制，例如維多利亞省的青年事務議會章程規定，董事會設雙主席制，其中一位必須是「年輕人」（定義為二十五歲、十八歲以上），其餘八位董事當中，還必須有其他四位「年輕人」，議會的發言人則須由其中一位出任。現任的董事，除了司庫，都是青年工作專業人士、社工、專上學生、教育界、人權及LGBT活躍分子，而且都沒有商界背景【註7】。

民主國家除了一套以開放和公平為準則的核心價值之外，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目的，所以政府不會強行定義年輕人的「發展方向」。所以，上述澳洲的青年事務議會，無論宗旨和運作方式，都與香港同樣是半官方的青年事務委員會裏面充斥着當權派富二三代的情況大異其趣。當然，以引導港青愛國愛黨為目的的話，董事的確是由老一脫的政商人士擔任為佳，三十人當中有一個半個九十後作陪襯就可以了。

在民主國家，公民是主體，而未來是開放的，所以體制鼓勵年輕人參與政策制訂，讓他們有份設計未來。在專制的國家裏，領導集團是主體，社會是既定的封閉的，年輕人只不過是領導集團的「後備軍」、「預備隊」、幫工、打雜（其實這何止是年輕人呢？）。

民主的確並非只講一人一票，與專制的分別貫串在社會的每一方面。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市場學對世代消費決斷模式差異的研究很透徹，可參考http://www.uschamberfoundation.org/millennialgeneration-research-review 。

【註2】見今年已通過的政府預算案中的《總目53— 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422頁的文、娛、康、體、藝（綱領4、5、6）開支數字http://www.budget.gov.hk/2014/chi/pdf/chead053.pdf

【註3】同上文件，頁410。

【註4】見「青年事務委員會」網頁提供的資料http://www.coy.gov.hk/filemanager/t e m p l a t e / c o m m o n / i m a g e s /funding/2014_15/cpsost_list_tc.pdf

【註5 】希特拉的言辭英譯見https://archive.org/stream/AdolfHitlerSpeechToTheGermanYouth1 9 3 9#page/n0/mode/2up

【註6】共青團《團章》和少先隊《隊章》分別見http://www.gqt.org.cn/ccylmaterial/regulation/ 和http://6 1.gqt.org.cn/sxd/200905/t20090512_239909.htm

【註7】澳洲維多利亞省的青年事務議會資料及章程見http://www.yacvic.org.au/about-us/board-of-governance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24530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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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9 4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20

攻有時 守有時

 

舉世注目的滬港通開黑，而且每下愈況，三天就差不多乾塘。梁特管治香港兩年，香港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困境，衰運卻遠未見底。今天這篇文章一開三，題目卻只反映最短的第三部分。

一、滬港通為何開黑？被特府及大陸政壇極端派政治化了的滬港通本周啟動，頭一天就開黑；第二、三天更不濟，竟導致了沽空成為贏得最大利潤的手段之一。南水北調的額度利用率，更從首日的100% 急跌到前天的29% 到昨天的20%；而北水南調則從17%減到4%再減到2.4%。如此表現令一眾「愛國愛銀」的港陸投資者損手爛腳非常失望，有關的官員和黨國喉舌更十分尷尬，只得埋怨佔中壞了國家給港人送大禮的好事，把投資者的胃口都倒了。《環時》更在開通首個交易日完結的第二天這樣挖苦說：「中央政府並無法把送上門的飯再餵到香港嘴裏」，並揶揄港人是「扶不起的阿斗」。如今滬港通雙向都快要「乾塘」，這話就顯得滑稽了。要不要找某人來「幫港托市」好呢？

滬港通從構思的第一天開始，便是大陸從香港吸金的機器，並不是什麼中央送香港的大禮。光看這個就該明白：南北向的每天投資額度（以人仔算）分別是南向105億、北向130億。若當局的如意算盤打得響、額度天天都用盡的話，則每天北向投資比南向多130億－105億 = 25億；按此以每年240個交易日粗略計算，則滬港通運作一年，大陸便可從香港吸入6000億元的金融資本，差不多等於9 月、10 月份大陸央行大手救經濟的印鈔「放水量」（兩次共7700億元）。由此可見，滬港通的設計，本身就說明它是大陸的一件金融維穩工具，「惠港」只不過是副作用之一。

其實，中共這方面的政策早就三番四次講清楚了：「滬港通…… 是黨中央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重大改革舉措」【註1】。這個講法，佔中發生之後就幾乎從港陸當權派口中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惠港」說。後者，就如「『東江水』是大陸送給香港的大禮」一樣無稽（港人買東江水的價錢，是新加坡買馬來水價錢的200 餘倍；連淨化成本的話，是台灣海水化淡的差不多雙倍）。

滬港通開黑，有其原因。開通之際炒短線之不可為，曹Sir上周已經一再解釋了：滬港通高唱入雲七個月才開通，滬指早已被陸資炒高，港股亦如是，現在才入市，無異跳進已經被別人燒得通紅的大油鑊，必死。其實，頭一天的北向130 億的額度「爆棚」，主要是境外機構資本的H換A套利盤，新錢進場其實不多；那是因為同一隻大陸藍籌股在香港的價格比在大陸的高，即H╱ A股價比 > 1，故兩地股市一開通，沽H買A 即可不改變投資組合而套利，但恒指卻會連帶受壓。

長期而言，滬港通能起到什麼作用很難說。中期的狀況是，大陸經濟轉型困難，國企問題尤其多，最近開放接受民間注資，但大陸投資界不少認為那是國資找民資「陪葬」，故港資外資不會太過「動心」。反而是，無論是大陸公家的私家的還是境外過去投進的資金，現在都轉勢改投境外；不過，這些「聰明錢」，連呆在香港也沒太大興趣，因為香港經濟已太過依賴大陸。

至於大陸的不法錢要離境，有多種隱蔽途徑；灰水走暗渠，怎會繞滬港通曝光呢？因此，中期無論是哪個方向的資金流動，滬港通也載搭不了多少。

從經濟學的供需均衡範式看，之前滬港兩地金融交易縱有體制及時空隔閡，但整體市場的陸股供需很可能已經達到平衡，以致H與A股的價差，只反映陸股在滬港兩市之間的總量分配不平衡。於是，一旦滬港通開通了，投資者只須把股量的分配按H ╱ A 價差逐步一面套利一面調整。這個調整一兩天就完成，之後兩個市的買賣，就基本上各歸各的，滬港通除了幫助兩地同一機構發行的股票的價格趨同之外，平常沒有特殊作用。如是者，「乾塘」的現象就會持續；開局不旺，就更難算到佔中頭上了。

如果像《環時》那樣非要把滬港通政治化不可，那麼，可以怎樣理解「乾塘」呢？很簡單：港人當然不喜吃嗟來之食，看來也不太願意無端把肥肉往黨國的嘴裏送。

二、極端意識形態治港的惡果陸續浮現選擇一個領導人，不僅要看他的外表（眉頭眼額望之似不似人君）、內在（德與才），還要看他與社會上各群體之間可能生出的關係。這好比布置一個客廳，考慮要不要擺放一件新飾物的時候，除了要看物件本身的外觀和質素，還要看能否與空間裏其他現存物件共融。考慮錯了，到頭來或是要把飾物拿走，或是要把現存的其他物件大量置換，都會引致金錢和時間的損失。

如果領導人選錯了，中途撤換的政治震盪很大，不換的話，問題惡化；餘下的選項—把社會上與之不共融的群體置換，大體上是不可能的事。魯平要那些十分不滿港事的市民走佬當移民，是意圖把與領導不共融的群體置換的一個例子，但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董伯當年與高層公務員群體合不攏，代之以「問責官員」（曾氏年代又輔之以副局政助），雖然做得到，但好處沒多少，帶來的消極因素卻至今難除，以致有些當朝問責官員幾乎只有政權鐵票支持者的認可。

領導人是創造歷史的，但馬克思說過，這不等於你拿着一整塊全新的布任意剪裁；相反，不管好的壞的，「世世代代遺留下來的東西，都像阿爾卑斯山那樣壓在人們的意識裏」【註2】。但是，毛澤東卻認為：「六億人口一窮二白……；像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結果，他一意孤行搞文革，最後幾乎跟所有的群體都對立起來了。毛是超人，結果卻導致生靈塗炭，整個國家奄奄一息，文化更像那塊土地一樣受盡污染荼毒。

梁特相貌英俊，國字面口高個子，說話溫吞淡定，衣着一絲不苟，過外表關一點問題也沒有。德和能的方面，兩年來一直到今天，坊間包括一些當權派對他這兩方面的言說不絕，筆者不必在此重複。第三個方面，即他與社會上各群體之間一直以來的關係，才最值得留意。這個方面，與外表無甚關係，德與才卻會有一定影響，其大小視乎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意識形態。任何一個領導人，如果把自己的與多數人不同的意識形態推到幾乎每一重大政策的起點上面，就會出問題。我們看看以前的例子。

董伯的意識形態有兩個嚴重傾斜： 一是向北京，一是向大財團。向北京某種程度的傾斜，任何港人都可以接受，但以大石壓死蟹的辦法強行通過23條立法，大部分港人包括資本家便接受不了。港人也可以忍受大財團某種程度操控經濟，但當政府的一切重要政策也以大財團的利益為依歸，錢權結合，小市民就忍受不了。董伯其他條件都不錯，錯的就是他把自己的、不是大部分市民能夠認同的意識形態過分地政策化了。

曾蔭權是另外一回事。曾的賣相不太差，能力也不錯。他當了三十年的公務員，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識形態，有的話，就是「聽話」。某種程度的聽阿爺話，絕大部分市民也是接受的，可惜他曾經許諾過的「政改玩鋪勁」沒有兌現，反而處處遷就北京，大家期望的2007年就過去了。港人特別是泛民失望之餘，他的性格和品德上的一些瑕疵就化得很大，到頭來得不到任何人同情，黯然離任。

梁特的意識形態是他的特點中的特點。比起董伯，他更愛國愛黨，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同時缺少了（亦不屑有）董伯那樣的國際觀點，致力的是把香港這個幾十年來以國際性馳名天下的城市北向強扭，政府官員工作的主調的是搞「內交」、港陸全方位融合；他心目中特府的任務，不再是實現董、曾都曾經強調的「亞洲的世界城市」，而是只想香港成為大陸經濟金融的幫工、附庸。

他搞滬港通，主要目的與中央一致，就是幫助大陸搞金融國際化；在過程中讓香港青年「也得到好處」，顯然就是次要的。董伯強調「兩文三語」，實施的時候卻客觀上偏重英語（因為當時有來自商界對畢業生英語水準下降的強烈不滿）。梁特上台以來，特別重視的是「普教中」，從幼童做起，違反母語教學原則也在所不惜。如此等等。

這些作為，正好與本土意識裏日漸興起的「香港優先」相衝突。以一人的意識形態對抗民眾當中廣泛存在、日益濃厚的思潮，調動港陸黨國力量把數以百十萬計的市民打成「西奴」、「餘孽」、「裏通外國」、「心理不平衡」，這對整個香港而言也是危險的。說到底，就是恨港人的頭腦不是一張白紙，不能讓他替黨在上面寫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於是要通過港陸全面融合來實行「思想改造」；那就和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差不了多少。意識形態治港，梁特超越了前兩任特首，引致的反對，因而也空前強烈。

其實，港人無論派別，喜歡不喜歡北京，主要發自內心，就看你中共治國治得好不好。2006 至09 那幾年，大陸搞京奧、載人航太、經濟穩定，於是港人認同中國、對大陸有信心的多；這在港大、中大等民調都顯示得十分清楚。不過其後大陸管治露出問題，腐敗加劇，思想卻加緊箝制，對內部反對聲音使出法西斯手段、打港記、封互聯網，醜事層出不窮，港人失望，再度離心。這不是什麼「十七年還未真正回歸」的問題，而是港人覺得你不僅未把管治搞好，還愈來愈惡劣、愈來愈腐敗了，卻要伸手過來管香港，在香港僭建大陸那一套政法體制。老者已矣，年輕人焉能不造反？

梁特上台兩年多，他的意識形態，得到了北京當時得令的極端管治手法配合，極速把香港帶到今天的艱難境地，惡果陸續浮現。往後還有兩年多，你道衰運已經見底？

三、佔中：收斂和發散

特府發功，利用法律資源、警力、民意，可能還加上一些「特異功能」，成功迫使佔領區收縮。面對這種不可抗力，社運只能求變。在目前的客觀條件底下，原地升級已經不可能。狹義地說，運動之勢是收斂；客觀而言，轉攻為守此其時。筆者分析過，這個情況一定出現，運動者須欣然變陣，另作圖謀。

所謂「攻」，就是爭取公平開放的普選；所謂守，就是守護香港。「爭民主、護我城」，本來就是運動的一體兩面，運動者遊刃於其間，當機立斷，攻有時、守有時。

此時收斂、言退，有成果了嗎？有人說，「階段性成果」，是沒有的。這個說法對又不對。比如人做運動，身體健康了，意志堅強了，的確是成果，卻無法分階段。佔中亦然。何況，在漫長的社運途中，成果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這是進步者的思維根本。

筆者估計，佔中的空間規模很快會收斂到若干個只具象徵意義的點上，而發散出去的力量「遍地開花」，乃是在社區之內、民眾中間，特別是在年輕人的群體裏。那裏有做不完的工作，收割不完的果實，社會進步的無限可能。

《信報》特約評論員【註1】見大陸《證監會答覆關於滬港通的相關問題（全文）》裏第一問的答案http://kuaixun.stcn.com/2014/1118/11856329.shtml【註2】馬克思1982 年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index.htm正文第一節第二段。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20530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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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4 5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17

命運自主不等於獨立 追求民意不代表開明

 

滬港通不通，愈吹愈奇怪，本地當權派最新的講法是港人很急很想通，北京卻「吊高來賣」，條件是特府先收拾佔中（聽起來好像特府忽然非常不願意清場）。其實「恨通恨到發燒」、最有求於香港的，是大陸金融資本。君不見，為吸引投資者把資金往這條金融直通車上放，滬港通又宣布了新招：香港投資者可得到為期三年的大陸投資溢利稅豁免；本地機構投資者得到的優惠則同樣可觀。誰決定給這些好處的呢？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務院是也【註1】。誰在急，很清楚。誰把實情反過來說，替佔中硬清場找藉口，也十分明顯。

陳衡哲：一個寓言故事佔中發生以來，在佔領區出現不可勝數的訴求帖語當中，至為突出、招致中共喉舌大肆撻伐的一句，就是「命運自主」。在上一代人的詞彙裏，有一個同義的說法更簡潔：「造命」。六十年代初，筆者念中學一年級的時候，國文科教本裏有民初作家陳衡哲女士的一篇以「散文詩」形式寫成的寓言《運河與揚子江》，短短六百字，把「造命」的意義表達得淋漓盡致。與其用筆者生硬的文字介紹，不如把寓言的前半部節錄：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你從哪裏來？

江：我從蜀山來。

河：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哈哈！

江：你笑什麼？

河：我笑你的謊說得太離奇了。看啊！

似你這樣柔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鬥麼？

江：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何苦奮鬥？我為的是要造命呀！

河：造命？我不懂。

江：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跟着的對話更有意思，其中一句，深刻地道出「造命」和「給的」之間的分別；那句話筆者不想在這裏大不敬地替作者畫龍點睛，留給大家自己花點時間上網翻查原文【註2】。然而，從上面的引文看，寓意已經很清楚（當然，大運河是我國古代偉大建設，在陳衡哲筆下成為「快樂的奴隸」，卻肯定沒有詆毀之意；作者只不過拿它的一部分特徵擬人化說事）。

陳衡哲是屬於胡適、魯迅等的那一代文人，對「造命」意義的感覺尤其深刻。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古老文化和社會風俗對個人的壓迫依然沉重，例如婚姻自由還是處於無與有之間。胡適接受了包辦婚姻，從一而終；魯迅接受了，委屈多年之後卻反悔了，女方當然比他更慘。陳衡哲一意「造命」，比兩位男生撇脫得多，十七歲時即堅決拒絕了一次舊式婚姻，一度成為獨身主義者，後來才自願嫁了化學家任鴻雋（後來的中研院化學所所長）。陳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北大歷史系、兼授西方文學），也是第一位用白話文發表創作的作家。

可惜，那一代的國人以為送別了社會對個人的壓迫，卻不期然迎來了更大更黑暗的共產黨全方位箝制；「個人」沒有了社會意義，變成污穢詞。在1949年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年輕人結婚，先要得到工作單位的領導同意；生兒育女懷孕之前也先要掛個號，有了名額、領導批准方可行事。所以，在同一個共產黨領導之下，香港人今天講特首選舉要有一個提委會替黨把關作政治審查，乃是十分符合「國情」的自然事，本地一眾當權派努力替黨做很多有理化工作去粉飾，其實並沒有需要。同樣，年輕一代港人接受不了這種包辦式的政治安排而作出反抗，也一如民初人爭取命運自主、婚姻自由那麼合理必然。

不同的是，幾十一百年前的家長縱古老石山，面對兒女爭取婚姻自由固然不高興，也鮮有與下一代來個徹底決裂的，並不因為兒女要命運自主而指控他們連父母也不認了。但是，今天的港人與共產黨的關係不一樣，港人一爭取「造命」，共產黨就指控說是搞港獨。

其實，政制自主和政治獨立並沒有必然關係，就如同爭取婚姻自由和否定親子關係是兩回事一樣。「獨立自主」兩個概念畫上等號一氣講，其實是俄共發明、中共沿用的一個成語，本來有正面意義，但中共在香港卻把它變成一根打人的棍子：你要自主就表示你搞獨立；中間的推理就是「裏通外國」，而這個推理並不需要什麼堅實的證據。這個罪名很好用，陳衡哲也是受害者，因為她是留美的（VassarCollege、 U. of Chicago），她的一子二女也留美，而且都非常優秀，文革的時候因而兩次給抄家，受盡折磨，1976年初去世，沒熬得過毛氏天下（【註3】蒐集了一些關於陳衡哲後人的資料，可能只合「老坑」閱讀）。

然而，自主和獨立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關係的概念，卻有可能真的黏合。共產黨無端指控要求命運自主的人是搞港獨，肆意打壓，令萬千民眾離心，甚至當中真的會產生港獨。學聯要上京討說法，卻進不了香港機場離境閘；政權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怎叫港人不離心？一離心，「命」就更要由自己「造」了。運河流到北京便成為死水，揚子江卻是流出東海，無窮無盡不回頭；這個地理意象，無意之間揭示了一個甚有可能發生的趨勢。運河與揚子江相遇的十字路口，竟似是今日香港。

篩選還是普選？「認命」還是「造命」？

習近平：中共比西方更「追求」民意APEC北京會議期間，習近平與奧巴馬盡心了「瀛台夜話」；習提到中共「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多」【註4】。這句話可圈可點；起碼從量的方面來說，習的話很可能正確。這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大陸人口比任何西方國家都起碼多幾倍，人多事多意見多，民意的量當然也應該比西方的多幾倍。這是民意的「供」方，習近平說的是「求」方（「求」，是他用的字眼）。在平衡點上，供量等於求量，所以自身的供應愈高，求量也隨之愈大。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進一步的問題是：在這個平衡點上的追求，真的比西方的高？筆者估計的答案：是。而且就算看人均量，大陸政權對民意的追求及為此所花的資源，也很可能比西方高。

第一個原因，在於制度的資訊效率。先作一個類比。

自由經濟和共產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制度，之間的一個最重要分別，乃制度的資訊效率。同一個經濟裏，如果要同樣滿足人們的喜好和需要，自由經濟制度之下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做決定時所需的資訊，要比共產經濟少得多，因為自然的市場價格本身包含了大量資訊，單看價格及其走勢，已經可以做出絕大部分正確的經濟決定。

相反，共產經濟制度脫離市場原則，沒有可茲依賴的自然價格，生產者和消費者就需要用其他低效的管道取得資訊；既然低效，必須量多，以補質的不足。如果資訊成本太高，就乾脆單一化生產，人人都穿深藍色棉布衫褲。這是資訊經濟學ABC，也是共產經濟於上世紀終於失敗的底因。

政治制度也一樣。民主體制好比一個意見市場（「意見」可能是簡單的情緒或不甚具體的要求，也可能是成形的政策意見）。民間有不同需要，政黨就得想辦法整合、折衷，然後提出政策主張。最能代表最大多數民意的政黨就上台執政；因此，政策相對民意而言是自動優化了的。政治競爭便是這個優化的動力。專制體制沒有這種競爭，在位者恒在位，民意不能由人民選擇領導人及其所代表的政策體現出來；所以，要知道民意的話，專制的在位者必須花更大力氣，從零開始。換句話說，比起民主體制，專制體制滙集民意的效率低，事倍功半，正如習氏所說，常常要「幾上幾下」。

這個體制的一個危險在於，當追求民意的成本太高（錢銀成本、面子成本、當權者利益成本等），領導者就會索性搞決策獨裁。近日在香港政改事上北京表現出的態度，就充分體現這種傾向。

除了體制的民意求取效率，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就是追求民意的作用。在專制體制裏，民意不僅要知，還要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要有效地防，「民之口」出的是什麼，一定要知道；不知道的話，會亡黨亡國。因此，專制政權要收集大量民意的誘因十分巨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大陸的網軍那麼多，打小報告的動作那麼綿密，維穩辦的經費那麼龐大，喉舌集中一兩個但耳目卻遍布全國如恒河沙數。這都是民主體制裏不必有的事（西方國家大量收集民間情報的主要作用在反恐反洗錢）。民主體制之下，一切負面的民意，都是有利某些政黨、不利另外的政黨的；負面民意能夠推翻的，只是某一執政黨，而不是整個民主體制。歷史上還未有一個有大部分民眾支持、大部分民意授權的社會運動是徹底推翻一個民主體制的；那樣的運動推翻專制制度卻是常事。

舉一個新鮮熱辣的例：最近大陸發動了一個相當大規模的「收集民意」工作：《遼寧日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派人到瀋陽、北京、上海、武漢、廣州一共五個城市的20 多所高校，混進教室旁聽了近百堂課，專門留意教師對時政的態度和言論，寫出13 萬字的詳細報告，得到的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對中國睚眥必報」的現象十分嚴重，由此「看到了網絡上、社會上誣衊辱罵祖國等負面情緒的一個源頭」【註5】。

由此可見，一個新的「反右」運動風雨欲來，而且又是以知識分子當中的負面民意作起點。上一次是引蛇出洞，這一次是更主動的深入虎穴，為的都是要知道民意、保衞政權。這種事，民主社會既不會有，也毋須要做（香港可能很快會有）。

體制不良，收集民意要九牛二虎之力；民意危險，不清楚、不防範的話，不僅亡黨亡國，死到臨頭也懵然不知。因此，專制政權花在收集民意的資源，按人均算也大有可能比西方社會多。習近平說這個，大概沒錯。不過，這種對民意的重視，對人民的好處不大，更不代表開明。

但是，習還說：西方的政黨只代表特定的某些階層或某個方面，故收集民意有選擇性；中共是全民黨，所以收集民意更全面。習這個說法很浮面，顯然不了解人家的國情。個別政黨固然可能只代表某些階層或特定群體，但在激烈競爭條件底下，不知己知彼就不能勝選，所以政黨除了自己搞民調，更要依賴大量中性或超黨派的民調。像特區政府那樣只看「自己人」搞的民調，以致出了2003年7.1的50萬人上街才大驚失色的失誤，民主國家的政黨是不會犯的。反而是，在專制政權之下，下級黨政機關有極大誘因矇騙上級，令政情不能上達。不說其他，毛澤東十分強調做調查研究，但大躍進期間死了幾千萬人，卻是下級幹部為了討好上級而大量虛報事實和民意所造成的；下邊的民眾大量餓死之際，幹部還一直逢迎領導，層層向上面報告民眾的革命意志如何熱火朝天。「輿論一律」之下，speak truth unto power沒有可能，因為代價太大。習氏的「更全面」說，說來動聽，但過不了事實關。這點，他應該是最清楚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 】本港投資者經滬港通買賣A 股三年免徵所得稅詳情見http://rthk.hk/rthk/news/cfinance/news.htm?cfinance&20141114&55&1053588【註2 】全文見http://baike.baidu.com/view/3860389.htm

【註3】在課本裏讀過《小雨點》等陳衡哲作品的「50 後」讀者，也許會懷念她。陳衡哲是學歷史的，文學創作是她的「副業」。關於她的事迹，可看http://www.baike.com/wiki/ 陳衡哲（ 不甚完整）； 也可以從她夫家的事迹看到多一點， 詳見http://wyshishi.lofter.com/post/2f1970_146129e。陳與丈夫任氏育有兩女一子。長女任以都，50年代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首次把明代宋應星的科技名著《天工開物》譯成英文，是賓州州立大學首位華人女性教授；以都的丈夫姓孫，兒子Raymond C. Sun 現任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三代人都是學歷史的了）。次女任以書，與母親一樣畢業於Vassar College，50 年代為照顧父母回到上海；其夫程述銘是天文學家，任職上海天文台，文革期間被囚禁，最後「畏罪自殺，觸電身亡」；以書80年代重返美國，90年代去世。么子任以安，哈佛地理學博士，曾任教MIT、Caltech 等大學，1992年任全美地質學會會長，今年4 月去世。

這篇是他上任會長時的演講，還附他的照片： http://www.geosociety.org/gsatoday/archive/3/1/pdf/i1052-5173-3-1-prsadrs.pdf。

【註4】見http://news.qq.com/a/20141115/003243.htm【註5】見《明報》本月15日扼要報道http://news.mingpao.com/pns/官報放蛇查大學%20 指教師唱衰中國/web_tc/article/2 0 1 4 1 1 1 5/s00013/1415985797848；更詳盡的原來報道見人民網http://edu.people.com.cn/n/2014/1114/c1006-26025286.html。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17530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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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3 6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13

警棍遇上軟實力．三粒星贏了五粒星．誰是佔中人

 

滬港不通不通馬上通。看來，有些人想在這個「經濟城市」搞政治掛帥，一心渴望以不通迫退佔中，沒料到祖國的金融資本根本沒興趣來這個，於是那些人只好回來老老實實把未通的盡快搞通，然後申明是祖國關懷。既然「政治問題金融解決」行不通，能不能走回頭路，再嘗試「政治問題員警解決」呢？那樣速戰速決的確是一個很吸引的解決辦法。但是，代價如果是一個港版2.28的話，划算不划算？手尾誰來跟？歷史的賬怎麼算？港人更加離心怎麼辦？阿爺買不買？

一、清場：可用警棍嗎？有報道指出「消息人士」稱習近平在不公開場合指示梁特「放膽」對付社運，暗示警方將決定清場。與此同時，網上瘋傳一則作者自稱是警隊人員的短帖，指出清場行動主要用警棍：「上次催淚彈一役令我地內部士氣低落，今次應該會硬清場同打游擊，所以請大家小心（即係主力用棍同不停拉人，以小隊形式行動）」【註1】。

清場可以靠警棍嗎？警棍有明確的使用守則嗎？

有沒有「國際標準」？筆者為此問題看過不少資料。

在聯合國的有關文件裏，有的是使用武力的一般標準，卻沒有確切的警棍使用限制，但是，在西方的主要國家裏，有關規矩還是相當一致的：員警不能以警棍作攻擊性武器；使用的時候不能對準對方的重要部位而只能打擊下身及手部；出手的時候，揮動警棍的手不能高於肩膊；警棍擊頭是高危、或可致命動作，只有在對方嚴重威脅員警性命的時候，法律上才可以接受；被警棍擊傷的人須先送醫院救治，之後才能逮捕。

我們可以仔細看看特府在此事上最喜歡用的美國例子來說明問題。1992年，洛杉磯發生駭人聽聞的Rodney King 案，案中的受害黑人King 被4 個持警棍的員警毆打，嚴重受傷，洛市檢察長起訴員警使用過度暴力，告上法庭，豈料初審竟判4人無罪，隨即引發一連6天的大範圍暴亂，導致2000人受傷、53人死亡。

暴亂結束後，聯邦法庭重審案件，最後判兩名員警有罪；涉事4名員警中的3位被解僱，事發之時的洛市警察總監約滿不續。

此後，加州以至美國很多其他城市都重新修訂警察動武守則，特別是有關警棍的使用守則。首都華盛頓警局在其2011年《應付憲法第一修正案（公民權利）有關的集會和示威的標準行動準則》裏特別指出「以警棍打頭是致命武力」；波士頓警局禁止員警在非高危情況下使用警棍打擊對方大腿以上部位（手臂除外）；加州的警察訓練手冊指出警棍不可用以襲擊可致命的部位，包括頭、頸、胸、腰、脊椎、尾龍骨、鎖骨；三藩市警局禁止員警在揮動警棍時，手部高於自己的頭部，並且不能用以對付示威群眾【註2】。

一般而言，美國警察可用於對付爭取民權活動者的手段，限制較嚴格；對付普通疑犯的手段，限制則較寬鬆。當然，使用警棍過當的情況還是會發生的，所以一些民間團體如「國際特赦」（AI)、「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經常與警局打官司。近年與警棍使用有關的訴訟，警方敗訴賠償金額有些達到百萬港元【註3】。香港當權派引用一些過時資料、局部事實，試圖為警方的動武行為辯護、開路，不是蓄意誤導，也是出於偏見，殊不可取。

在香港，若引用上述一般標準或美國標準，如果留守者只是不願意移動，或者只是保護障礙物，甚至與員警推撞，只要沒有嚴重威脅員警性命，後者使用警棍是不能允許的。因此，港警絕對不可以「主力用警棍」來「硬清場」。

二、留守意象：棕櫚樹

棕櫚樹多長在熱帶與亞熱帶潮濕多雨的海岸地區，種類很多，包括常見的椰子樹，一樹擎天。一項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做的研究顯示，1992年的五級（最強）颱風安德魯以最高時速282公里襲擊該州之後，有兩種棕櫚樹的存活率最高，超過93%，拋離其他所有樹種，原因是其樹身雖不算最粗壯卻帶有柔性，在強風中搖曳之時，能卸去大部分風壓，具有無與倫比的「軟實力」。反觀不少其他樹種，更粗壯更堅硬的多的是，但在超強颱風吹襲之時，或是倒下或是折斷【註4】。

或者，我們可用棕櫚樹為意象，比喻佔中留守者。強風來襲之時，硬撐死頂不一定最能抵抗，反而是能夠放軟身段因勢利導的話，更能夠永續。

三、自己身份自己定

專制政權最不重視民意，除非影響其核心利益。香港的民意調查林林總總，北京一般不理會，就算和政改有關而對它不利的，也是一「藐」置之，因為有「重要關頭信靠得過」的特府把關，民意不民意都不影響大局。唯獨是研究港人身份認同、追蹤其變化的民調，雖然不涉具體政策，北京卻往往十分在意；數據正面的話，例如2008年京奧舉辦前後那些年，它很受得落，負的就會挑動它的神經。本周一，中大方面公布了最新的「港人身份和國家認同調查結果」，若拿來與剛好兩年前（2012年11月）、即梁特上台不久後發表的那一份比較着看，北京肯定雙重不高興【註5】。

是項研究於回歸之前的1996年開始做，到今天為止，一共發表了十次結果。好幾個關鍵的數據兩年來大幅變化（3個百分點以上），其中有些更破了紀錄（後者包括：只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急跌至8.9%；只認自己是「香港人」的，急升至26.8%；對解放軍、國旗、國歌抗拒的，全部急升，分別達26.7%、13.7% 及13.9%，都是1997年之後的新高；等等）。這些頭條數字固然醒目，但另外一些也許更值得留意。

其一，應拿「認同香港優先者」和「認同中國優先者」作數量比較，因為有更大的政治和政策涵義。中大民調把「認同香港優先者」定義為自視作「香港人」或「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者；同樣，把「認同中國優先者」定義為自視作「中國人」或「中國人、也是香港人」者。如此，今年「認同香港優先者」是「認同中國優先者」的2.2倍（68.8% v. 31.2%)；這是很濃厚的本土味！兩年前，這個倍數還只是1.9；即是說，這個倍數兩年增加了16%。

身份方面認同香港優先如此大比例拋離中國優先，會直接轉化為要求政府在政策方面貫徹「香港優先」、「港人優先」。如果特府做不到這點，所訂政策反而處處體現「中國優先」、「陸人優先」，就會愈發引起反對，或終不能成事、或強行落實而招致內傷。這是前瞻。

既有的「中國優先」、「陸人優先」政策，例如買樓投資三粒星、單程證審批權在大陸、福利不必等7年、大學研究生政策「平等地」對陸生傾斜等，將會面對愈來愈大的反攻；下一波的社運，很可能就是針對個別具體政策、「香港優先」與「中國優先」的大對決。

兩年來，認同「港人優先」不僅僅在量方面（人數百分比）增加，還因為其中自認「香港人」的增幅比自認「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更快，而令「港人優先」這四個字變得更熾熱（intense)。同理，「陸人優先」不僅僅是在量減，還因為其中自認「中國人」的人數減得比自認「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的更快，從而令「陸人優先」這四個字在港人當中變得更乏勁。

其二，市民對普通話的抗拒，在調查訪問中至為突出。抗拒的人數，從2006年的最低點1.8%，激增9倍至今年的16.2%；對說普通話的自豪感，則從2006年的最高點34%，急降一半到今年的16.7%。對普通話的態度，性質上與對解放軍、國旗、國歌不同，普通話可以是「搵食工具」，而且1997年以來，特府在學校搞「普教中」、在校外甚至在巴士上推廣也不遺餘力，到頭來卻如此不濟，真是有點意外。語言工具猶如此，如果特府加強「思想工作」，推行欽定基本法教育、欽定國情教育的話，必然弄巧反拙，反彈得更厲害。

其三，一直以來，是項研究的對象都是「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也就是說，數據未包括中學生。這會引起相當程度的民情誤讀，原因有二：一是兩年前發生了「反國教洗腦」事件，中學生是骨幹，而今年更有不少中學生參與佔中，在在反映他們對政事已有看法，無疑也會有更清晰的身份認同；一是數據帶有明顯的年齡規律，即年紀較輕的，一般對大陸比較不認同、對香港比較認同，而這個規律對中學生而言，估計也是成立的。不用說，如果一直以來的研究對象起碼包括高中生，則這次研究結果裏的數字變化會更大。

中大的這個報告，是在相當敏感的時刻推出的，當權派會怎樣反應呢？以往一貫的做法是，一面詆譭調查報告，一面掩耳盜鈴，繼續一些更令港人離心的言論、做法和政策。然而，當今特府可能不會滿足於此；筆者估計，「幫港認同」之類的東西，很快就會和公眾見面。畢竟，愛國者當道，有錢而愛黨者日眾，一般人怎可能不也跟着「愛上心頭」呢？

四、佔中者的背景分布

佔中的是些什麼人？這個有趣的問題，有了一些初步的答案。

有名為「公民議會」的團體在金鐘佔領區進行民調，初步整理出的結果當中，筆者最感興趣的，不是他們的政治意向，而是佔中者的年齡和教育程度等分布與2013 年年中全港人口當中的分布之間的差異【註6】。

假設民調受訪者是一個能夠代表所有佔中者的樣板。然則，據此民調的結果顯示，佔中者當中，年齡中位數大約是30 歲，比起全港人口年齡中位數42.5歲，低了一大截；其中，若以每十歲作為一年齡組別，則以20 至29 歲的組別人數最多，約佔參與者的38%（此數字為筆者按公開的統計結果重新分組後估算得來）。教育程度方面，已擁有研究院或大專學歷的，佔參與者的81%，遠遠高於總人口中（15歲以上）的29%數字。職業方面，在學學生（絕大部分為中學或以上學生）佔參與者的16%；屬於專業或管理階層人員的佔參與者42%。

由此可見，這個運動是以年輕人、廣義中產者為主力的，教育程度極高。為什麼是這些人呢？在一個政治上軌道、經濟正常發展的社會裏，這種人應該是最受益的群體、整個社會的現在和將來的支柱。然而，當他們參與佔領、走上街頭的時候，當權派馬上說他們是愚蠢的、幼稚的、受人利用的、受外部勢力支配的、意圖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的。這顯然不是一般香港人可以相信和接受的指控。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 】習氏「放膽」說見https://www.facebook.com/post852/posts/719380314776963 ； 警棍清場說見https://www.facebook.com/passiontimes/posts/10152529265518214。

【註2 】有關的資料見http://cdn.theatlantic.com/static/mt/assets/politics/Suppressing%20Protest.pdf 頁38。這是美國四所名牌大學包括哈佛及史丹福法學院的研究人員合作的研究結果。

【註3】例見http://www.aele.org/alert-tactics.html#13。

【註4】見http://edis.ifas.ufl.edu/pdffiles/FR/FR17500.pdf。

【註5】中大《2014 年港人身份與國家認同調查結果》完整版見http://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PressRelease_2 0 1 4 1 1 1 0_Identity.pdf； 上一次2012 年發表的的那份在 http://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pressrelease.pdf。

【註6】2013 年年中的香港人口統計撮要見http://www.gov.hk/en/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population.pdf；「公民議會」的調查結果見https://www.facebook.com/CivicCouncilHK。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1353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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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2 7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10

上京攻略．公車上書．佔中三「理論」．葉劉鬥阿松

 

初生之犢豈畏虎？雙學兵分兩路，學民大力鼓吹「超區公投」，學聯則準備上京陳情。今天首先討論後者。學聯上京主要目的，乃要求中央撤回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筆者認為，問題的性質已不單純是關乎香港政改，而是也涉及一個層次更高、中央不能視而不見的問題：人大常委8.31決定、國務院新聞辦6.10白皮書，皆嚴重違憲。按此，學聯的正式訴求對象，應該是在人大常委及國務院之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應要求人大作違憲審查佔中發生後，有關8.31 決定的討論日見深入；最近流傳最廣的兩篇有關文章，分別是劉夢熊的《應當重新審視「8.31決定」》和尹靖廷的《解決政治桎梏 提請人大「違憲審查」》。兩篇文章都有新意，故董伯等人為擋駕學聯上京，強說「學聯信件沒有新意」、「中央完全了解港人觀點」，就顯得甚為牽強。況且，民意不在乎新與不新，單純「了解」也無濟於事，問題在於當局有沒有對港人訴求作出合理而充分的回應。特府及一眾港區人大代表既無法亦無膽替港人說話，學聯等人到北京直接向權力機關提訴，做法完全合理。

為便於討論，筆者從兩篇文章抽取若干要點羅列。劉文指出8.31決定有八點不合理處，其中第一、二兩點更涉違憲，事關重大：

《基本法》有所謂「政改三部曲」，即附件一說的「2007 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在這「三部曲」中，人大常委會職責只是在「第三部」決定「批准」還是「不批准」，不存在「三部曲」之外另由人大常委會作出諸如8.31 決定所包含的各種「具法律效力」的憲制安排。

即使按人大常委會2004 年提出的「五部曲」行事，其在「第二部」的職責也只是對「第一部」裏行政長官提出的政改報告的「要不要改」予以「確定」而已；而8.31決定卻完全超越「確定」，推出一個講具體「怎樣改」的「落三閘」方案，於法無據越俎代庖。

尹文則另外指出國務院新聞辦6.10白皮書違憲處，並借清華大學法學者王振民的提議，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回歸之後的香港將「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基本法》對此再行確認，在總則同樣寫進「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白皮書的說法則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行政管理權」卻不翼而飛，取而代之的則是：「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王振民在他的《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一書中說：「如果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解釋違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立法原則，那麼補救的辦法是請求全國人大撤銷人大常委的有關決定。…… 如果內地的違憲審查制度現在還不夠健全，那應該盡快健全內地的違憲審查制度、健全內地的法治。」

這兩篇文章起碼指出了人大常委、國務院的三點違憲處。然而，王振民提到的違憲審查，現實可行嗎？筆者認為，過去不可行，今天也不必抱什麼幻想，但學聯上京討說法，最近卻有了一個行動依據：大陸兩年來沉寂了的憲政話題最近又再浮起。這是因為四中全會不僅強調依法治國，而是在正式決議文件裏首先隆而重之提出「依憲治國」。上周四，大陸前最高法院院長蕭揚，在深圳發表題為《依憲治國才是破中國難題的有效法寶》的講話，高調支持四中全會建設憲法的實施和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機制。

當然，中共在這類問題上的往績甚劣，說過無數次的話到頭來都不算數。況且，上述四中全會關於憲政的言論，很有可能不過是黨內高層派系鬥爭的一個旗號而已。大家記得，習近平上台之後，有所謂「憲政夢」與「中國夢」之爭；很快，「憲政」一詞變成「西方勢力在華代表」的同義詞，完全從媒體消失，「中國夢」的提法繼而雄霸一切。大陸政治就是這般無聊。因此，筆者說的形勢最近變得有利，也只能看作是提供了學聯要求進大陸上京的一個政治憑據；中央如何對待，正好反映四中全會決定裏說得實牙實齒的「依憲治國」，到底有多少斤両。

不過，就算出奇迹，學聯可以上京，也要萬分小心。大家記得，數年前程翔先生往內地工作被老屈，蹲了黑獄好幾年，出得來是大幸。程翔非搞什麼運動的「現行反革命」，只不過八九六四之後反水離開《文匯報》在外面寫文章，讓香港的黨支部難看，遂遭毒手。佔中早前被部分京官京媒定性為「顏色革命」，罪狀理論上可以比程翔的重得多。上月底，全國政協把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掃地出門，反映北京近來不是很好老脾；若學聯上京的同學又像程翔那樣被抓捕，不是手尾長，而是苦難不可想像。因此，從人身安全的角度看，學聯上京要有萬全之計。程翔事件細節前車可鑑，例如，同學北上千萬不要帶手機或電腦，以免被老屈。大陸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告御狀」？

國史上，士庶民上京向皇權討說法的模式，大體而言有兩種，一是有古老傳統的「告御狀」，一是清末康梁維新派搞的「公車上書」；前者源於私冤，後者關乎國家大事（學聯上京是這一類），然所涉風險皆極大。

告御狀往往因為內情複雜引人入勝，一般都是小說戲曲電視劇的好題材。

清末幾宗大冤案，包括「梁天來九命奇冤」、「楊乃武與小白菜」等，都是當事人告御狀到最後沉冤得雪的實例，成為民間故事，流傳久遠；其中，楊案主角的後人，十年前還整理出口述歷史【註1】。

告御狀乃是中華法治傳統的一個正式部分。大家到維基文庫查一查《清史稿》卷144志部《刑法三》，便知一般所說的告御狀，其實分為兩類，一類稱作「京控」，是初審不服、層層上訴亦不果，最後越級上訴，直訴到京畿司法部門之舉。另一類稱「叩閽」（閽，粵音芬，指官府大門），是申訴人走投無路，直接跑到朝廷門口擊登聞鼓鳴冤，或遇皇帝出郊，攔轎截駕然後當面申訴【註2】。

古代的越級申訴者，無論最終是否得直，也要付出沉重代價。傳說上京告御狀者，必先捱過「滾釘板」這一關，皮開肉綻而不死，官府才會受理。此說儘管流行，卻殊不可信，但上述《清史稿》記錄了「越訴者笞」（首先給你打幾十大板）以及「迎車駕、衝突儀仗者，罪至充軍」，則說明古代告御狀的「固定成本」的確很高。

至於康南海和他的高足梁任公搞的「公車上書」，1895年發生在國史上第一次京城學生運動當中；那年正值會試，全國最優秀的讀書人雲集京畿，結果有數千舉人參與了該次「高級學運」。那段歷史十分有名，這裏不多說；如要翻查細節，比較「易入口」的材料，當推史家唐德剛1998年出版的中文版《晚清七十年》一書第三部分第七章「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註3】。

值得留意的是，學運領導康有為並未直接因此事吃苦頭，反而在學運高潮之際，中了進士。那是否朝廷為平息學運而作出的分化手段或懷柔政策，則不得而知。

值得回味的是唐德剛寫了這樣一段：「……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着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着眼說瞎話？」

梁派三個解釋佔中的理論

特府內部的梁系極端派，至今一共提出了三個非常富中國特色的理論，試圖解釋佔中發生的原因，但無論港陸官媒怎樣幫腔吹噓，始終未能說服小圈子以外的大多數人。

先是，梁派指運動乃「少數人」推動的「顏色革命」，意圖打倒特區政權搞港獨；拿出的證據，就是廣場上的一個標語：「命運自主」。此說含水量甚高，以致連熟知港事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新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也覺得太搞笑，公開否定此說。跟着，梁特等人又提出「敵對國家搞鬼」論，拿不出證據卻繪影繪聲指G-phone在美國航母受訓、美國特務機構給錢；結果，正統左派曾鈺成也覺得太離譜，出來煞車：「特首睇到但我睇唔到。」

無計可施，極端派惟有孤注一擲，由葉劉拋出「通識教育毒害」論，解釋為何大學生、中學生都上街了。然狗咬狗骨乃題外話，更重要的問題是，「通識教育毒害」論惹起了前線教育工作者強烈反感，風采中學林佩儀老師更在《明報》寫文章反駁；林在此問題上說的話比高官有份量，因為她是「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通識教育）」2013/14年度全港三位得獎老師之一【註4】。

三論無一可以服眾，連黨內外的一些知名「自己友」也不認同。為何如此？梁派從他們的特定意識形態偏見出發，當然不能正確理解佔中，於是「結論行頭、想像搭夠」，卻頭頭碰壁。舉一反三，在其他政策問題上，梁特也很可能是「腦袋拍拍、出了政策」的那種領導人，無怪上任兩年，說的多做得來的少，唯一成功的，就是挑起香港社會最深層矛盾。愛國愛黨無建樹，給北大人添煩添亂卻綽綽有餘。

葉劉單挑 阿松反擊

「通識教育毒害」論，乃梁派一直以來的心頭好，卻不便提出，因為牽涉董朝的人與事。一提，當時在董伯麾下搞教改的幾位前高官包括羅范與李國章等，都會非常尷尬；更何況，「通識」搞得出，多多少少也是梁特自己有份的共業。此次由葉劉提出，乃是她的一石三鳥：既可打擊佔中，又向梁派做了一個可收益於未來的順水人情，而更重要的，是把矛頭直指跟她一樣、逐鹿之意甚為明顯的梁錦松。

此梁當年受董委託分管教育，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人稱「教改沙皇」，於2000 年9 月推出教改藍圖，要求「全方位學習、全社會動員」，氣勢一時無兩。改革項目之一，是在高中環節推廣「通識教育」科，貫徹「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批判和創造能力，對社會有承擔、具國際視野等目的」【註5】。

此科按計劃於2009年起高中必修，至今不過五年，若如葉劉所言，是出現佔中運動的罪魁禍首的話，真是匪夷所思。大家記得，特府有一個已經成立十七年的「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陣容強大資源多，由政務司司長領導、五個局長外加五個其他高官及無數社會賢達參與，但督來督去如拉牛上樹，結果每年檢討都還是要「加強推廣」。阿松搞的「通識教育」果如葉劉所言，推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學生上街的話，那就真是神通廣大。

無論如何，梁錦松被指是佔中運動的始作俑者兼思想元兇，無疑對他非常不利，因為專制政權最害怕的，就是人民會思想、要批判、懂世事、有承擔，遇到大是大非的問題敢站出來。你教曉下一代這些，黨便會認為你是千古罪人、十惡不赦。阿松受攻擊，於是按捺不住，找了機會公開回敬葉劉，辦法就是點她的死穴，直指今天的局面乃當年保安局局長葉劉主打23條泡湯所致（這個「阿松理論」，可視作當權派解釋佔中的第四個理論）。

阿松連消帶打，而傳媒此時卻剛巧挖出葉劉自己也曾積極提倡通識教育的鐵證。如此給兜篤將軍，葉劉即時陣腳大亂，竟指自己一直提倡的是「美國那種注重讀經典的高水準通識教育」，批評阿松搞的通識科只是「功利而膚淺的『A貨』」。此言一出，葉劉的特首夢恐怕是到此為止了。阿爺不蠢，當會想：「A貨」也如此，再來真的？「通識」威力的確大：兩名「自己友」對拆一回合，當權派內部便亂成一團矣。

《信報》特約評論員【註1 】《口述歷史： 我父親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獄真相》見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804/12541597.html

【註2】見維基文庫http://zh.wikisource.org/wiki/清史稿/卷144

【註3】免費版見http://book.kanunu.org/book4/8934/198342.html

【註4】林佩儀君的文章見http://news.mingpao.com/pns/林佩儀﹕通識教育何來政治化？/web_tc/article/20141107/s00012/1415296074554

【註5】見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年9 月檔《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http://www.e-c.edu.hk/tc/reform/annex/Edu-reformchi.pdf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10530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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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5 8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06

滬港不通．天降大任．G-phone公投．中還是鐘

 

佔中月餘，事件對總體經濟數據的影響不算大，有關報道大家也許留意到了，這裏只概括一下，不仔細重複。股市方面，人大常委8.31 決議發表之後，港股相對外圍股市大跌，反而佔中開始至今，市況回穩、恒指甚或略有上升。訪港旅客月份數字同比增加；大商戶連鎖店的營業額平穩；

不同的交通工具、佔領區周邊商戶，月來收益榮辱互見；比較要留意的是HSBC 的採購經理指數跌幅比較大（同一天公布的HSBC 大陸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也大跌）【註1】。往前看，若員警暴力稍斂（「員警」一詞包括警方決策高層與執行決策的前線員警）、流氓滋擾受抑制、運動本身達致新的動態穩定之後，經濟影響會收窄，有頭腦、夠靈活的小商家更很快會從「新常態」裏找到新商機。這是港式資本主義的特性。

一、「滬港通」加強資本理性去年11 月， 中共開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定》，以經濟改革為主，筆者閱後，指出裏面提到的多條改革方向，無一不與發展經濟學家熟知的「華盛頓共識」若合符節，並不是什麼「中國特色」。《決定》的第十二條指明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其後，李克強在翌年4月10日的博鰲論壇上提出開設「滬港通」【註2】。

由此可見，「滬港通」是大陸首先按自身利益搞出來的東西，出發點並不是與香港互利（那是副作用），更不是本地一些「善解人意」的金融愛國界人士所意會的「阿爺讓利」，以為佔中既不收科，阿爺為要處罰港人，所以把「滬港通」的開通日子無限期延遲，害港人失金。其實，「滬港通」押後啟動，乃是由於一些看似微小的財金技術大問題未解決，而非阿爺蓄意搞政治小動作害人害己；這點，蕭少滔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裏很清楚指出了【註3】（不過，當然不排除在清除技術障礙的同時，當權派會「詐型」，把滬港不通說成是佔中惹阿爺不高興造成的）。

八九六四以來，中共政權認受性的唯一來源，便是經濟高速增長。不過，兩三年來，大陸GDP年增幅已從超過10%的高水平拾級而下，掉到現時的7%多一點而跌勢未止，政權維穩出現困難，官員貪腐問題解決不了，「老虎」愈打愈大，近月還出現了王岐山說的「塌方式腐敗」，各地亂事更無日無之（最新的一起，乃上周一青海化隆發生的「回亂」，全城成千上萬主要是回民的群眾罷工罷市，抗議當地官員惡行包括掠奪土地等。圖文並茂的報道連結見【註4】）。

此外，去年年初至今，大陸外來直接投資特別是製造業方面的投資明顯減少（周邊國家去年的數字則非常亮麗，如緬甸增加了九倍、越南三倍多、日本也翻了一番。見【註5】）。再這樣下去，經濟增幅進一步放緩，中共政權的認受性來源將逐步枯竭。

在這種情形之下，「滬港通」不再僅僅是一個只有技術效用的金融工具，而是包含了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涵義。對大陸而言，這個吸引外資的管道，負有鞏固政權的任務，其早日開通，十分迫切。試問，大陸怎會因為香港有人把區區幾條街塞住了而封住這條對自己有龐大政經利益的融資管道呢？又如果本地宮廷極端派遂其鎮壓之慾，迫出流血清場慘劇，嚇走香港資金，則就算「滬港通」開通了也無法讓大陸達到吸資目的，進而令維穩工作更困難。試問這會是北京願意見到的場景嗎？

因此，筆者認為，早日開通「滬港通」、開通之後盡量能夠從香港的資本市場吸金，乃是北京的第一意願，背後不僅僅是資本理性，還有一部分是政權的自保理性。

二、何必偏偏選中佢

小圈子黑箱遊戲生小孫子特首；大風浪社運博弈出大政治人才。這個說法，無論用在當權派還是民主派身上都成立。兩年來，以佔中為高峰的民主運動，已經造就出一大批有潛質、富理想、肯承擔的未來政治人才。無數的年輕參與者、組織者透過磨練取得的寶貴經驗都至為難得，非一般書本知識可比擬。當中，學聯、學民各自的幾個責任人，表現尤其突出；談判桌上與高官對話時的不卑不亢、路障面前衝鋒陷陣的從容淡定，給筆者的印象都非常深刻。拿他們與六七十年代參與社運的學生比經歷，後者瞠乎其後。

六十年代的反港英抗暴運動，學生遇到的槍林彈雨也許多一些，但他們是運動的一翼，左派工會、機構的成年人才是主力；他們背靠祖國，後面還有具體的、堅實的黨領導，家裏的父母絕大部分也是左傾。

這一次，運動的主導權落在學生身上，事無大小他們都是站在第一線；決策多、風險高而責任重，旁邊的成年人莫說領導，給的意見也不過僅供參考，因為運動的性質和形態都是此前香港未曾有過。

七十年代的「社」運成分很低，除了開頭短暫的保釣示威、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其餘主要都是學運；而學運當中，只有兩間中學（金禧、崇真）的部分師生罷課，其餘的主要內容，就是各類「認中關社」活動，如辦展覽、寫文章、搞串聯、出版學報、訪貧問苦、回國學習、組織讀書會等，並不困難，也不危險，與今天中學生參加的校辦活動差不了多少，無法與今天大家看到的運動比。

佔中民主運動的學生，特別是他們當中的領袖，年紀輕輕而心智須承受如此艱困的考驗，在非戰爭時期裏，已經是趨於極限。經驗無價，命運選擇了他們，是不幸也是大幸；再不斷磨練，多思己過、多讀書、多遊歷，必能成器。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庶幾近矣。

三、G-phone與公投

關於應否辭職補選（變相）公投一事的正反意見，提得最清晰最有力的，不是官員議員，不是教授大狀，也不是一二三流評論員，而是黃G-phone（這位智慧手機世代人的網絡別名，已經流傳多時）。他早前在《紐時》意見版上投書談論新世代與民主運動的文章，大家也許已經看過了；這次討論辭職公投，他寫的文章長得多，共約3500字，卻同樣一氣呵成剛勁有力：《為何雨傘運動要出現超區辭職公投？》【註6】。

G-phone 有決心長期佔領，而且強調佔領的同時，必須積極做對政府增壓的工作，例如議員辭職補選當公投，清楚把民意以選票量化；在五區總辭分區補選和超級區議會議席議員辭職多區聯合補選之間，他提議後者，而且只需一位超區議員辭職便可，避免五區總辭空窗期間當權派突襲，閃電修改立會投票規則，然後通過特府提交的政改方案和其他惡法。他認為，當權派很大可能按2010年辭職補選（五區公投）那次的做法，即不派人參加，試圖減低公投認受性。

但G-phone同時認為，就算當權派派人參加補選，泛民經過佔中一役的鍛煉，開發了年輕激進票源，泛民得票一定比頭一次超區議席選舉高，勝算很大。至於公投的議題，G-phone 認為應該還原基本步：要求人大常委撤回8.31決議、特區重行五部曲、納入真普選。

目前，泛民當中對辭職公投抱有懷疑者，主要是擔心當權派大膽參加補選，另定公投議題，然後用盡各種邋遢手段「幫港投票」擊敗泛民。G-phone 的文章着力最深、也是論述得最有力的一點，正正就是針對這個問題。他認為，2012年超區議席選舉之時，泛民四分五裂、陷入最低潮之際，尚且可得80.7 萬票，五席取其三；經過佔中運動，泛民添加了生力軍，還可以比較齊心，故沒有不贏之理。

G-phone的這一番論述，的確有很強理據，值得大家再仔細推敲。然而，還有若干問題也需要討論：

泛民的民意和實力，佔中之前已經顯露得相當清楚，尚未知道的，僅僅是佔中帶來的新力量有多大；要量度這個，除了辭職公投之外，還有其他辦法嗎？（筆者認為，從辭職公投結果得到的訊息夾雜不少雜音，不一定能夠清楚量度佔中新力量，很可能低估，而且投票是一種力量，參與未來具體社運是另外一種力量，二者未必相通。）

若按計劃辭職公投，成功選勝、量化支持真普選實力之後，能否就有足夠能量推倒8.31決議、重回五部曲原點？

如果不搞辭職公投，佔中能量能否更有效利用，逼迫政府讓步，同時開拓出社運新方向？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更很值得花氣力探索，下周或再詳細論述。

四、「佔中」還是「佔鐘」……

朋友說：佔中從未發生過，但你的文章至今還是佔中佔中佔個不停；起碼也應該改成「佔鐘」或「佔領」罷？或者，叫「雨傘運動」也可以啊。筆者負隅頑抗，不想改。

「雨傘」是名詞，以之稱呼一個運動，在人的意識裏勾不起動作的、行進的意象。

而且，在運動的歷程裏，雨傘產生過的作用是防衞性的，不是進取性的；後者用「佔」字表達，最為貼切。然而，「雨傘」一詞，的確能引起強力的視像聯想，所以在彩色的媒體裏，用這個詞有不錯的效果。筆者認為，「雨傘運動」可拿來作這個運動的別稱。

「佔領」本是一個及物動詞，沒有對象副詞（object）跟着，摸不着頭腦；若稱「佔領運動」，便有點虛。而且，在國際媒體裏，「佔領運動」一詞，早已成為一個普通名詞，泛指世界上多處發生過的同類運動，但我們需要的，卻是一個專有名詞。更何況，誰知道，香港往後可能還有其他的佔領運動出現，只言「佔領」，將無法辨別。

「佔鐘」的「鐘」，只是佔領區當中的一個，之外還有「銅」、「旺」；所以如果以「佔鐘」代表整個運動，起碼在地理上也有以偏概全之失。而且，三個區，有關連而互不從屬，各有特點，人不一樣，故事也不相同。還有呢，嚴格來說，「獅山掛幡」的時間雖然短暫，也是佔領；飛鵝、大帽亦然。總之，如果只用此段文字所述的任何一個地標來標稱整個已經遍地開花的運動，都有同樣問題。

「佔中」的好處主要有兩個，其一正是它「未曾發生過」，因此避開了上述以偏概全的問題；其二是，「中」字可以很抽象，不必指一個特定的地方。例如，「中」可指「心」（秀外慧「中」）；可指具體或抽象的「核心地帶」甚或「中央」（留「中」不發）；可指集散一切的關鍵部位（樞紐）；可指意識的源頭（神經「中」樞）等等。筆者個人喜歡最先和最後這兩個意思一併使用：運動發生後，迅速佔領了所有港人的注意力，進入了人們的神經中樞，把民主訊息也帶進人們的心裏去了。

當然，任何名稱也難以完全恰當，這裏只是講了筆者的偏好。對運動的感覺和理解，不同人之間有差異，用什麼名字來稱呼它，人人有自由。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佔中迄今對經濟數據的影響，參見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1 1-0 2/hong-kong-mcnuggets-rolexsales-show-business-as-usual.html ；

http://www.markiteconomics.com/Survey/PressRelease.mvc/08ea52e5b13a4578a39ba61562a24bba。

【註2】「滬港通」見http://baike.baidu.com/view/12795742.htm 。筆者分析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與「華盛頓共識」的關係的文章見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700738/三中全會帶領大陸經濟全面走向「華盛頓共識」。

【註3】蕭少滔文章題為《滬港通： 法治嘛……蠻幹不來的》，可在《輔仁網》找到：h t t p : / / w w w . v j m e d i a . c o m . h k /articles/2014/10/24/88771。

【註4】此事牽涉回民，十分敏感，當局尚不敢出動武警； 官媒不敢播，因此又給《大紀元》第一時間率先披露，其他媒體才跟進。見http://www.epochtimes.com/gb/14/10/30/n4284622.htm。

【註5 】各國FDI 數字見http://www.fdiintelligence.com/Landing-Pages/fDi-report-2014/fDi-Report-2014-Asia-Pacific#Main【註6】G-phone的長文在網上流傳極廣，將來應該收進運動檔案；全文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20141103a，據說是他某夜凌晨通頂之作。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06530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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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4 9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1-03

佔中為何言退．板塊惡鬥加劇．台灣說三道四

 

查史美倫女士的「黑奴論」引發民憤，不過筆者寧願相信，她說那番話，並非出自主觀惡意，否則太可怕。行會是特首的首要智囊，其成員的想法極其重要，說話舉足輕重，在在影響特區施政、港人福祉；如果真是惡意，香港怎麼得了。僉信，查史氏失言，乃是她真心認為港人爭取公平普選不必急。像她那種身份地位特殊的人，真的不會覺得要急於爭取更多的政治平等，因為體制裏已經有人廣泛代表她的利益，更有充分的渠道讓她發聲。口直心直，推己及人，所以才說出那番話，如同古往今來所有問「何不食肉糜」者。「心裏充滿，口就說出」。（路 6︰45)

一、運動的「脈衝平衡」周四筆者談到用動態平衡的概念思考佔中現況，提到佔領區大系統「能反應、可伸縮、有回饋、懂糾正，而且不斷從外部的正因素得到正能量……，足以抵消各種外來打擊、自然損耗和善意勸退，讓佔領能夠以相當的規模持續。」今天深入一點考慮佔領區的平衡規模和形態變化。

運動高峰期間，佔領區的規模，以所佔領的街道總長計算，一度擴展到四公里以上，並且持續了一段不短的日子。能夠達到這個規模，乃是一些諸如佔領者的士氣、體力狀況、民意、天氣、政權打壓、警方施暴等正負因素決定的。因素改變了，規模就起變化，向另外一個平衡、甚或另外一種平衡過渡。

按現時的環境狀況看，佔中的基本平衡規模應該比10 月初的時候小，而那種四公里的佔領，往後應該只會是以比較短暫的脈衝（pulse）形式發生，例如上周的「催淚一月祭」，壯觀場面忽現，之後佔領區又回復較小規模。這其實是佔中運動發展出的新模式。如此平常不甚起眼、有事一㷫就着，物理學家稱之為「脈衝平衡」（pulsating equilibrium）。一個系統維持這種動態脈衝平衡所需的能量無疑比較低。這就有利於運動作為期半至一年左右的持續，不讓「佔華」即佔領華爾街運動專美【註1】。

筆者認為，佔領區會向這種低損耗、高效益的平衡狀態轉化。如果運動要分兵兩路，其中一路負責把運動訊息帶進社區導致更大規模的遍地開花（這件工作不一定與議員辭職補選等事有關），則這個模式更是呼之欲出；佔領區剩下堅守的人數可減至更低，有特別事故才迅速滙集。這種佔領模式既有利參與者管理與守衞佔領區，方便輪替休整，能減少與周邊的摩擦，可讓參與者兼顧學業、工作與家庭關係，卻不影響有需要時能夠投射出的總能量，所以是一種更優化的佔領模式。

對特府、警方而言，運動若進入這個形態，也不無好處，因為平常佔領空間縮小，對民生影響減輕，「幫港滋事」分子挑起衝突的藉口就難找。因此，筆者估計，運動的領導和特府高層的非極端派，會有共同意願朝這個方向互動。然則運動領導者要在各自的佔領現場對支持者做大量的說服工作，讓他們也看到好處。

佔領形態朝這個方向發展最健康最自然，並不需要主觀地談「膠着」、「收科」、「退場」；若僅僅是為了後者而搞出其他更複雜的抗爭手段如公投、總辭等，更屬本末倒置。佔中進入上述形態之後，即可以逸待勞，起碼守到明春立會否決政府假普選方案；期間泛民除了要多到群眾中去帶動民主討論，其他實在不必多費能量。

順便一提。有一個想法是完全錯誤的：讓「全港民意」決定27 票的投向。27票不能代表亦不應反映全港民意；持該27票者只對他們各自的支持者負責。這是代議制的一個要義。

二、極端派鎮壓慾真可受抑制？也是在上周四的文章裏，筆者提出審慎樂觀，認為八九六四天安門式的流血清場不會在港重演，因為有囊括港陸各種顏色利益的「資本理性」發揮作用，足以讓宮廷保守派有效抑制極端派的鎮壓慾。然而，這是有條件的：運動本身必須強大，以致當局流血清場產生的震盪足以導致經濟崩潰，「資本理性」才有足夠誘因阻止極端派的暴力傾向。

相反，如果運動的支持薄弱，則情況會不一樣。今年稍早之時，筆者曾與戴耀廷君對話，指出運動的領導要做好「倒在血泊中」的心理準備，因為運動要面對的，是一個已失去純潔性的殘酷政權，無論哪一派當政，也會硬得過就硬，絕不心慈手軟：若佔中力量微弱，反會招致無情打擊，「係一次過decapitation（斬首），收拾你班友」。

打壓暴力縱不成比例，人民會非常反感，但站出來的人會更少，因為怕。以所謂「手術式」行動暴力清場，引致經濟大動盪的可能性很低；「資本理性」於是不會抑制鎮壓，反而可能會「理性地」站到鎮壓一方，助紂為虐。

不過，從實際情況考慮，上述兩個可能性不是平排的；民氣或強烈支持佔中、或極之反對暴力清場（如使用催淚彈遭髮指），故第一種可能性穩高於第二種。當運動進入「動態脈衝平衡」之後，真正顯示支持力量的，不是平日留守人數，而是脈衝發生時的動員規模；後者絕不會少，這從之前的兩次牛刀小試—林鄭第一次對話縮沙的即晚，以及「催淚一月祭」傍晚—就清楚知道了。因此，筆者估計，便是那坊間認為11 月29 日台灣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的敏感日子過後，流血清場發生的概率還是偏低。

三、「板塊博弈」變本加厲

筆者在前文還說過，「資本理性」要求社會穩定，結果可以擋住宮廷極端派的鎮壓慾，而那種理性是跨板塊的，不僅沒有「唐營」、「梁營」之別，連是不是紅色資本也不是問題，可以連成一氣。然而，這不代表不同的利益板塊之間沒有了基本衝突。

田北俊因為對梁特的去留「說三道四」，被直屬於黨的最高統戰機構掃地出門，突顯了板塊之間不可調和的一面。梁特當選兩年以來，在黨的「循循善誘」底下，板塊惡鬥，起碼在表面上的確有所收斂，聯手對付泛民的事例俯拾即是（例如對一些媒體人的打壓）；2012 年敗選的一方，更有重頭人物「帶槍投誠」倒向另一方的。

然而，綑綁不成夫妻，板塊之間的矛盾，在佔中危機當前，不僅沒有稍解，反而變得更尖銳！面對衝着「中環」而來的「愛與和平」威脅，一眾大孖沙從容若定，基本上「口頭警告了事」，態度與特府和北京皆不同。中央見勢不妙，急令董伯出面，於泛民「去飲」之前十日，率「工商專業人士」即超級富豪訪京面聖，讓黨有機會直接對各人曉以利害。豈料眾孖沙依然不為所動，只是事後公開作一些「乖孩子快回家」之類的勸說；其後最「激」的動作，也不過是某財團宣布取消每年兩萬大元獎學金之舉。及至運動從「中」變「鐘」，眾孖沙就更好整以暇一於只作壁上觀，冷眼看梁特如何對付忽然崛起頑強抗命的新世代。

北京終於按捺不住，決定向眾孖沙宣戰發功。先是丟出一顆照明彈，那就是10月25 日新華社發表的文章，題為Hong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amid Occupy turmoil（香港眾孖沙不願在佔領動亂之中表態），破天荒連名帶姓點了好幾個大孖沙的名【註2】。然後，就是向反梁最烈的田少丟出那顆殺一儆百的深水彈。結果，後者中彈後「和而不降」，深水彈卻在愛國統一戰線上的板塊交接處炸出一道更深的斷裂層。

一國兩制之下，竟出現「一個佔中、兩條戰線」的格局。

兩年前梁特以「忽然眾望所歸」的姿態上台，可謂冷手執個熱煎堆，但阿爺撿到的，卻是兩個（也許是三個）甩也甩不掉的燙手山芋。那到底是天作的還是自作的孽？此孽如何得解？

四、香港佔中、台灣發酵

佔中在香港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台灣的幾份早已給大陸糖衣炮彈轟得十分和諧的大報，對佔中新聞一律冷處理，後經社會人士詬病，才稍有改善。這些大報包括《聯合》、《中時》、《中央》，後者前身是國民黨黨報，2006年轉為網報，委託若干黨人「自立經營」。政府方面，卻稍微令人感到意外：總統馬英九兩度發表支持佔中言論，第二次還是在《紐時》的一個特約訪問上作出的，而且還是在第一次「雙十開腔」、大陸「國台辦」隨即警告台灣不得就佔中「說三道四」之後【註3】。

「奉勸某些人」不得對大陸政事「說三道四」，一向以來都是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對付那些好管閒事不懷好意的外國政府時的標準說法，這次卻出自國台辦發言人之口針對台灣，而且對象指明是國民黨的馬英九。大陸官方對台「見外」如此，實非尋常，筆者印象中，這還是二十多年來頭一次。其實，台灣官方評論大陸對香港政改事，完全應該，不同於外國政府的那些耍嘴皮小動作。

眾所周知，大陸在香港搞「一國兩制」，着眼點卻是台灣。因此，在香港發生有關「一國兩制」的任何事，事無大小是好是醜，都與台灣的未來息息相關；台灣人民不僅要知道，還需要知道其政府對這些事的看法和立場。所以，台灣的媒體和政府，只要是對民眾負責任的，便不能迴避報道與評論這些發生在香港或陸港之間的事，而其中最重要的那些事，更應該由總統以正式身份作清晰評論，顯示執政黨立場、讓台灣人民知道。這是台灣內政的一部分，大陸試圖施壓禁止，台灣人不反感就不正常。

馬英九自上台以來，對大陸的態度一直偏軟，為的是希望穩定台海局勢、發展兩岸經貿，謀求永續他的「三不」（不統、不獨、不武）政策，並且希望這些政策可以得到北京在政治層面上的某種確認。不過，今年大陸對馬英九的態度有變，主要因為台灣大專生成功搞了「太陽花學運」，阻止了兩岸《服貿協議》的通過，還喚醒了台灣民眾，讓大家都留意到大陸「讓利」背後的政治圖謀。大陸懷恨台灣鎮壓學運不力，快到口的政治肥肉眼巴巴給幾十個學生打飛了，於是拒絕馬英九在APEC會議期間進行馬習會的提議。馬的重要政治目的既然達不到，也就少了禁忌，兩度公開正面評價佔中，馬總統的「微軟」於是變成「微硬」。

當然，這還有其他原因。即將於月底舉行的非常重要的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一般稱作「九合一選舉」），包括直轄市、原住民區、縣市、鄉鎮、村里各級的行政首長和議員、代表。這次選舉將是台灣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地方選舉，選出的公職人員逾一萬一千人，不僅是今後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個關鍵，同時也是2016年總統選舉的一次熱身。經過「太陽花學運」，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負面感覺加強了，綠營在氣勢上勝一籌，因此馬英九要在兩岸關係上作一些強硬表態，而目下最便捷的辦法，就是抓住香港政改和佔中的機會發表評論刺激中共，向選民重新顯示己方的護台立場。

民主事業的交流和互助，無分地區邊界，港台兩地實在應該在此事上多協作。對此，北京無謂說三道四，反而應該促進，因為港人與台灣交流民主經驗，勝過「裏通外國」。

順便簡介台灣政制的一些重點。台灣的選舉是一人一票真普選，提名權是開放的、平等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十章指明憲法的剩餘權力不完全歸中央政府所有，而是在一切憲法未定義的範圍裏，由中央和地方分享；凡屬管轄國家事務的剩餘權力由國家擁有，凡屬管轄省縣地方事務的剩餘權力則歸省縣，因此地方的權力相當大【註4】。

此外，台灣的立法院議員一如其行政系統般有完整創制權（提案權），即不實行香港《基本法》指明的「行政主導」【註5】。香港人爭取民主權利，不必「言必西方」；台灣的民主經驗和體制裏的優缺點，尤其值得港人參考。在佔中的日子裏，大家不妨在這方面用點功。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在物理學裏，形成脈衝現象的原因若是源自系統內，脈衝就往往是周期性的；如果來自系統外，例如爆炸、閃電等，就往往不是周期性的。近年在香港的美容界，脈衝一詞，婦女也琅琅上口，因為有一種去雀斑的方法用上了電磁脈衝技術。

【註2】新華社此文完成任務已不見了，但仍可在其他官方網頁上看到： http://www.china.org.cn/china/Off_the_Wire/2014-10/25/content_33870516.htm。

【註3】國台辦對馬英九的「雙十講話」回應見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4-10/5167377.html ； 馬英九的《紐時》訪問全記錄見http://www.nytimes.com/2 0 1 4/1 1/0 1/world/asia/transcript-of-new-york-times-interviewwith-president-ma-ying-jeou-of-taiwan.

html。

【註4】見《中華民國憲法》第十章第111條 （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除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十條列舉事項外，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http://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8%8F%AF%E6%B0%9 1%E5%9C%8B%E6%8 6%B2%E6%B3%9 5#.

E7.AC.AC.E5.8D.8 1.E7.AB.A0_.E4.B8.AD.E5.A4.AE.E8.8 8.8 7.E5.9C.B0.E6.9 6.

B9.E4.B9.8B.E6.AC.8A.E9.99.90。【註5 】參考http://zh.wikipedia.org/zh/%E7%AB%8B%E6%B3%95%E9%99%A2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103530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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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19 10 .   信報財經新聞 

陳紹銘

2014-11-01

佔領運動三大疑惑

 

王卓祺教授近期多次就佔領運動表態，在電台、電視或報章就警方執法、學生參與、外國勢力等議題發表意見，言論引起不少迴響。筆者對其言論實在感到疑惑，不敢苟同，更擔心有關想法會影響特區政府處理佔領運動的方向，所以在此提出商榷。

「警方武力恰當」的疑惑

王卓祺教授10 月11 日接受DBC 電台訪問（下稱「訪問」）時，提到警方9月28日驅散金鐘人群的情況，王回應︰「無做錯！警方用適當武力清場，呢個做法喺國際控制人群嚟講好克制。」及後又稱︰「全世界，例如喺倫敦市中心示威，警方拉咗1000人，有咩問題呀？全世界無人譴責佢？無吖嘛！理所當然。佔領華爾街，美國警察拉咗700人，拳打腳踢，有咩問題呀？」

首先，外國的清場情況絕非「全世界無人譴責」，以美國佔領運動為例，2011年，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靜坐的學生遭警察以胡椒噴霧攻擊，做法引起世界關注，市民已多番譴責，最後有關警員被解僱，學生起訴後，每人獲得賠償大約3萬美元；練乙錚在《港警暴力看齊邁阿密 司法遭劫留意後佔中》（刊10月27日《信報》）一文中，詳細分析警員在世界各地處理示威的暴力情況，他指出︰「如果仔細比較港警和美警在『佔中』和『佔華』中的暴力招數，港警並不是與美警打平手，而是超過了。」顯示香港警方使用武力的情況，並非適當和克制。

王教授關於警察武力程度的言論和觀點，明顯與民意有所距離，如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9月29日以電話訪問850名市民，有59.8% 傾向不同意警方的處理手法，傾向同意只有26%；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10月22日公布民調，電話訪問802名市民，有53.7%受訪者認為警方施放催淚彈的做法「不恰當」，比認為「恰當」的高出兩倍多，教育程度愈高者愈傾向認為「不恰當」。

學生在佔領運動中擔起重要角色，組織罷課、提出訴求、約見政府，其積極、獨立及自發，在民主運動中發揮具大力量，可是王教授近期所撰文章，多番批評學生及其自主性，包括「學生會做錯，有權力慾及被人利用的」、「這些學生背後有傳統政黨及泛民『金主』的身影」、「『顏色革命』厲害之處，是利用『手無寸鐵』的民眾，最好是年輕學生，在廣場聚集，令執法隊伍出錯，然後叫人下台」。

「學生受利用」的疑惑

王教授的言論提出「有人利用學生」，卻一直未能提出清晰具體的主體，到底是誰利用學生？所謂「有人」、「金主」、「革命」，到底指涉什麼，王教授在文章沒有解釋，更未能提供學生「被利用」的證據，反之，教授提出的根據，竟是一份已經多方澄清為捏造的會議記錄。即使學生曾與政黨或外國官員開會，實在也推不出「被利用」的結論。

事實上，學生曾與更多不同部門開會、得到更多廣大市民在各層面的支援，難道便可說為學生受群眾和市民利用？在證據不足下指出學生「被利用」，旨在淡化學生的自主性和正當性，可是，現實卻是數以千計的學生自發參與罷課、佔領、各式各樣的爭取行動、擺街站、掛橫額、畢業禮請願等，甚至有學生願意整個月露宿街頭抗爭，難道他們通通都是「被利用」？

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麼早前已有多家媒體具體搜證，發現部分反佔中行動的參與者收受金錢，又不知集會目的，未知王教授對他們「被利用」的情況和背後勢力，能否提供「分析」？

對學生推動民主運動的目標和方向，王教授也可能有所誤解。王教授指稱︰「香港這個被中央政府高層，如副總理汪洋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定性為『顏色革命』的街頭政治，是學生帶領的親西方反對派的奪權行動。」「港版『顏色革命』真正目的不是要求收回人大常委會決議，而是迫使特區及中央政府武力鎮壓，製造一個小型『六四』事件，以妖魔化中國政權。」

事實上，「兩學」（學聯、學民思潮）一直避用「革命」（revolution）二字，所提出的是「運動」（movement），學生無意推動革命，也無意推翻中共政權；一如「兩學」多次重申訴求，方向在於爭取無篩選的普選制度，讓香港市民真正有權選擇社會的管治者；硬要說「奪權」，只能說是港人奪回公民應有的提名權和投票權。

至於「迫使武力鎮壓」，黃之鋒早已清楚提出「不要流血」、「別人出動橡膠子彈打你而你不走，送入醫院，就是失敗」，意思無疑正是避免流血、避免「六四」重演，廣場上、大台上，亦從未聽過有群眾期望流血鎮壓清場。學生和群眾迫使的是政府讓步，而非鎮壓。

「外部勢力介入」的疑惑

王教授也提出所謂外部勢力介入香港民主運動的資料，包括美國國務院的目標、美國前官員與社運人士開會、國會資助的項目等，偏偏看不到所謂的介入工作與民主運動關係的具體分析。正如關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教授回應傳媒時指出，有關外部勢力的確存在，但規模相當小、牽涉資金亦少，其實不足以推動整場佔領運動的發生。

事實上，在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社會中，出現所謂的「外部勢力」實在不足為奇，關鍵在於勢力有多大、對運動有多大影響、能否起到關鍵作用。難道如葉劉淑儀懷疑有過萬支樽裝水送到佔領區也算「外部勢力」？或如葉國謙認為有人指示教會開放地方也屬「外部勢力」？

若然如此，相信外部勢力在香港已經無處不在，有誰沒有受過「外部勢力」影響？事實上，整場民主運動的自發和自主程度，甚至連一些較具影響力的領袖和團體，也難以主導運動發展，何況是微不足道的所謂「外部勢力」？

如此這般多番強調外部勢力，卻未能說明它與運動的具體關係，目的只在於攻擊數以萬計自發參與的市民和學生，不敢直視民意。筆者與王教授的位置和視野不同，實在未能看見王教授所言的「學生被利用、迫使政府武力鎮壓」等情況。反之，筆者看到的是，年輕一輩對理想的追求、對民主的渴求、對公義的執着。

學生對社會事務的自發投入、對民主民生的熱切關注、對強權暴力的勇敢反抗，實應寄予更多的欣賞、鼓勵和尊重。 作者為在職社工

陳紹銘 

文章編號: 20141101530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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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專欄

C07 11 .   信報財經新聞 

何靜瑩

2014-10-30

故事人生

《敢動人生》是這樣煉成的

 

過去一年多，每逢周四在這專欄撰文，於我是個傳奇。

我從沒夢想過要當作家，更不敢想像自己會用中文寫作。初中時為了逃避成長的迷惘，一度躲進金庸的武俠世界內，之後我主要都是讀英文書籍。後因出國留學和畢業後的工作環境，更光以英文書寫和溝通。除了每天看《信報》，我沒有閱讀和書寫中文的需要。

然而，心裏總是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因為我很想分享自己的想法，而最有效的溝通方法，一定是用中文，才能直接打動人心。

這掙扎到了三十歲，我把第一篇長約三千字的政經評論傳真給《信報》編輯部。然後又惟恐他們沒看見我這小市民的稿件，接連給報館打了幾個電話，還提出幾個狂妄自大的要求：必須在兩周內於時事評論版刊登，但又不能在周六刊出。

就在兩星期後的一個周六早上，我懶洋洋地起床，揉着眼睛拾起門口的報紙，隨意翻了一下，不禁尖叫起來：《信報》把我花了十數小時、嘔心瀝血寫成的評論，放在副刊的〈讀者心聲〉，而且大幅刪掉一半！

我馬上打電話投訴他們「暴殄天物」，卻發現報館逢周六休假，於是我給自己一個「冷靜期」。三天後再打電話，接線生轉駁前告訴我負責該欄目的編輯叫「陳景祥」，然後我聽到一把溫文有禮的聲音，聽來頗為年輕。我心想，負責「讀者心聲」，大概只是一位初級編輯吧。本來我有一股衝動想嚴詞質詢，但忽然想到自己的「處女作」初投一家高質素的報館，還是謙虛一點為妙。

於是我把語調從「狠罵模式」調校為「討教口吻」：「你們這樣處理我的文章，它必定有所不足，所以我想請教一下，該如何改善寫作技巧？」

對方卻重複解釋我的文章沒有問題，只是他們以為我想盡快刊登，那就只能騰出周六的版位。「我們並非只刊登著名作者的文章，但我們未認識你，你又用了筆名，難以確實文章是否原著。我們也希望有更多年輕作者，現在既已打過招呼，日後還請你多投稿。」

過了兩個月，我要出席一個午餐會。出發前瞄見嘉賓講員是《信報》主編，叫「陳景祥」。嗯，有點耳熟，不就是差點兒給我狠罵的「小夥子」！原來他就是我每天追讀的社評主筆！

一見到陳景祥，我馬上舊事重提，作為自我介紹。「我記得，你寫〈政治人才孵化機〉。為什麼沒繼續寫？」

「你如此對待我的文章，很令人洩氣呢。」「那真是一場誤會，你不如直接把文章電郵給我吧！」

我心裏那團火馬上重燃，當天晚上就寫了第二篇評論。陳景祥也親自來電致謝，那真是一枝強心針，從此啟動了我的中文寫作旅程。斷續寫了三年，後因工作太過忙而停了幾年。

2013年，我跟陳景祥討論如何把L plus H（Love+ Hope）的核心價值和正能量傳播，好啟發更多人反思生命和工作的意義。他提議借助副刊「故事人生」這欄目，透過說故事的形式，分享我的創業經驗和經營社會企業的歷練。經過數個月的磋商和折騰，我終於接下這個新挑戰。

這次難度更高，因為我要定期寫文，還要是散文！

對我來說，口述故事毫無難度，但要用中文書寫卻是莫大苦差。我從小到大只寫議論文，加上鮮讀中文書籍，有的只是龍應台、林行止、練乙錚等人的評論。

臨急抱不了佛腳，卻幸運地抱得住前突破出版社總編輯馬鎮梅之手！這一年多，她一直不離不棄地幫我把每周的初稿狠狠地修一遍，我的文章才稍為可以見人。

說實話，這年來兼任幾個角色──毛衣廠、音樂劇、紀錄片、大學教授課程，每時每刻都在打仗，而寫作則要求心境平靜，才能反思和尋找內心的聲音，那是屬於另一個時空的事兒。所以每周這小方塊的專欄，於我實是一種煎熬。

無論身心有多疲累，無論文筆有多大限制、每字每句有多力不從心地擠出來，每星期落筆時，我都提醒自己，既然已經接下挑戰，就要竭力做到最好。

我壓根兒不享受寫作的過程，最令我期待的反而是從馬鎮梅對文章的修改中，改進自己的中文水平。她每次都用上一兩個小時編改，既要保存我的思路和風格，又要修正大小錯誤。而我也會用上半小時細琢每個改動，甚至一個標點。

我總愛追問她為什麼要改這句、用那詞。起初她以為我不喜歡她大幅度編改，後來才明白我想把握機會學習，日後就不用再犯相同的錯誤。

最近，我打開一篇她發回來的文章，發現依然很多地方被刪改，不禁有點沮喪，「你不是說我已進步不少嗎？為何還有那麼多觸目驚心的 字……」

她忙不迭地回答：「實情是我隨着你的進步，把修改力度再加強！」

我想說的是，連我這樣的人都可以在《信報》寫專欄，最近還輯錄成書 ──《敢動人生》，這對任何人都應該是一種鼓舞吧！

陳景祥常說，重要的不是華麗的文筆，而是言之有物。沒有這幾年在L plusH 的實戰經驗、眾多前輩的鼓勵和提點，我肯定寫不出這些生命反思。希望在本周六於灣仔天地圖書舉辦的新書發布會，與讀者們自爆更多寫作背後的趣事。

何靜瑩 

文章編號: 2014103053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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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3 12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0-30

佔中不收科．守土出藝術．黨爺鬥田少

 

彈壓失敗，梁特又出「新」招，指運動受外國勢力操控，但指來指去，卻只是指出一個NED，這個機構給香港的資助，人家早在網頁上交代得一清二楚。看來，特府要找罩門釘死社運，還得加倍努力；不然，不僅運動可以持續，佔中新世代的守土意識，更會開出燦爛花朵，「獅山掛幡」行為藝術，就是一個好例子。

一、佔中具備可持續的外在條件佔中月餘，筆者估計整個運動基本上進入一個動態穩定平衡，與大環境裏的其他因素和各方力量不斷互動，成為一個有其自身生命力的複雜大系統，能反應、可伸縮、有回饋、懂糾正，而且不斷從外部的正因素得到正能量（鼓舞人心的「獅山直幡」、國際音樂大師獻上的《芬蘭頌》等，都提供正能量），足以抵消各種外來打擊、自然損耗和善意勸退，讓佔領能夠以相當的規模持續。這是一個正面的看法，不同於坊間所說的「膠着狀態」、「不知如何收科」等。

負因素當然不少，例如即將來臨的秋末初冬；一孩家庭長大的溫室花朵，能頂得住深宵裏的冷硬柏油路面麼？然而大系統也能夠前瞻。上周筆者到診所覆診，大夫一見，滿臉不悅：傷患未癒就去瞓街？然後又自言自語：「天氣轉涼，係時候買啲棉被送去畀啲細路。」

肅殺的不只是秋風。大家還有更擔心更戒懼的，那就是佔領區周邊出現的各種「幫港施暴」行為，以及數以千計隨時可以發作、瞬間能夠武裝到牙齒的清場員警。如何看待這兩方面的因素會怎樣影響大系統？筆者現階段的分析結果依然審慎樂觀，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在特府高層的兩條路線鬥爭中，代表「資本理性」的一方會壓倒持極端黨國意識形態的梁營；其二是，由於佔中者與「幫港派」的「怒」有不同性質，「資本理性」最終會要求港警更多注意抑制後者的行為。下面作詳細分析。

一、佔中是特區成立以來的政治運動巔峰。由於9月底「梁彈壓」失敗，之後民眾強力反彈動員，估計已導致北京強行插手管控港警「光明頂行動」由上到下的指揮鏈。此舉固然有損特區自治，中長期影響壞透，但短期效果卻非完全不利。這個得從本地當權派內部存在着「兩條路線鬥爭」的現象談起。

特府頂層兩派正在上演一齣宮廷鬥爭戲。表面上，一邊是梁特和他的幾個智囊，即眾所周知的「極端派」；另一邊則是以林鄭為首加若干高官組成的「保守派」。在這個層次，這兩派的鬥爭恍如大陸文革時期黨內務虛派與務實派的鬥爭，即所謂的「五人幫」（毛加「四人幫」）對弈以周恩來為首的一眾技術官僚。深一層看，以「應該多讀書」的梁氏為首的一派，無疑確是一小撮以黨國主義意識形態掛帥的務虛派（幾個智囊最崇拜的思想家，無非就是「大V」司馬南，以及前幾天一拍腦袋石破天驚提出「黨章就是憲法」的北大教授強世功之流）。然而，林鄭一派就不那麼簡單，背後代表的是「資本理性」。

具體而言，構成香港資本環節最重要的，首先是金融然後就是地產資本；這兩種資本最不能經受環境大動盪。大家留意美國2007╱ 08年的「大衰退」，金融、地產及有關行業崩潰了，其他如高科技、能源、農牧、飲食等行業，所受影響卻有限。

香港的情況也一樣，一旦社會出亂子，金融和地產市場受的衝擊最大。這兩個行業裏的大小財團金主當然不喜歡佔中，但是，如果只是阻阻街道佔佔廣場，他們並不怕；這些資本真正害怕的，是像八九六四那樣流血清場必然引致的信心崩潰、資金外流以及在香港特別容易發生的精英外移潮。

此前已經提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資本過半已是紅色，除了在交易所裏運作的紅籌國企等，還有大量溫李江賈谷等姓的太子黨駙馬黨開設的私募基金，所管理的錢，大多也是小圈子自己人北水南調的灰色錢。大量北方富戶更以私人身份投資香港高端房地產。故香港金融地產一旦崩潰，本地中小戶遭劫事小，大陸企業和權貴家族的損失才事大。

所以，董伯傳話：「不出動解放軍」。但那當然不是因為中共黨政軍領導厚愛佔中人，而是資本包括紅色資本理性使然。當年八九六四解放軍大屠殺，就是因為少了資本理性的約束。林鄭、財爺不一定對佔中人無惻忍之心，但如果沒有資本理性，有心也無力，在防暴隊與解放軍之間，給套上「受外國勢力操控」罪名的佔中運動，遍地開花早變了遍地腦漿鮮血。

大家記得，梁特上台之前的「唐梁決」，筆者指是背後的板塊利益之爭。然而今天我們談的資本理性，卻是跨板塊的，不僅沒有「唐營」、「梁營」之別，連是不是紅色資本也不是問題；是資本，就想安安穩穩地賺錢。如此連成一氣，所以才能夠擋得住宮廷裏的極端意識形態務虛派的鎮壓慾。

二、為免佔領區周邊零星事故釀成大禍，筆者估計警方在對付佔中運動的同時，將逐步加強阻嚇和禁制「幫港挑釁」者的暴行，並逐漸轉化到以後者為主。這也是資本理性的一個要求。何也？

毫無疑問，佔中者和「幫港派」都感性、都憤怒，但大家如果到過佔領區及其周邊，或者只是經常留意佔中新聞，就能夠輕易分辨出，那是感覺很不一樣的兩種怒火中燒。佔中者的怒，清楚指向現存體制，包括黨、人大常委、特區政府、提委會、四大界別、一些決議條文等等；當然，怒火也指向梁振英，但那是民眾把諸惡體制擬人化，集中到一個人形物體上面的結果；「狼鷹」、「689」等名稱，都不過是政治符號。這種怒，怒而不惡，寫一些標語，劃一些牌像，就基本上宣洩，抗爭意念保持針對體制。

「幫港派」的怒，則不是針對什麼體制，因為他們所反對的、佔中者要建立的體制尚未存在，還不過是抽象的；大家甚至可以估計，如果北京忽然開恩，同意削除提委會的實質權力，這些人也會很容易轉過來接受泛民的各種提名方案。因此，「幫港派」的怒，源於他們憎恨佔中者「不聽黨的話」，亦即痛恨佔中者的叛逆態度和不忠行為。「不聽話」在傳統國人心目中引起的即時意念就是「該打」。這種怒，寫寫標語不能平息，而是要懲戒對方，要拳頭到肉，像老頭子要打死他認為忤逆的崽子才解恨一樣。這種怒，正中當權極端派下懷，與9月底「梁彈壓」同胚。

無論什麼人，只要不是給意識形態迷惑了，都會感覺到明白到這兩種「怒」的分別，這包括以林鄭為首的當權保守派後面的資本理性在內。此派開始懂得，佔中持續，本身問題不大，經濟影響輕微；倒是「幫港派」的那種怒更麻煩，輕則替佔領現場帶來混亂、傷及人身，導致市民對政府更反感，重則會令政府最終無法控制局面。那麼，下一步的「光明頂」工作重點在哪裏，不是很清楚麼？

運動有此兩個有利因素，進入中期動態平衡，可以給參與者休養生息，給運動領導者多點時間聯繫群眾、思考策略，是好的發展。

二、守土意識開出社運藝術獅山掛幡，不是插支banner 咁簡單，而是十四位屬於佔中新世代的年輕人如歌似泣創作出的一件行為藝術。不是畫在畫布上，不是寫在宣紙上，而是斧鑿在香港最雄偉的地標獅子山的峰面峭壁上。這件藝術品的龐大感染力，大家不僅看到，還親身感受到。如此震撼，因為此品把新世代人心中如天高的政治民主理想，植入了香港這一小片卑微的、正在不斷遭受黑惡勢力蹂躪的土地上面。細想，那是天、地、人的一次微妙的自然組合，瞬間消失然而我們都還看得見聽得到。大音無聲、大象無形。

自從佔中，香港的社運有了活的藝術維度。之前，這方面十分匱乏。那是有好幾個原因的。前三十年，香港社運有兩大元素：民主、六四。民主這一件，是「香港核心價值」裏最抽象的一件。自由、法治、廉政，都是港人日常生活裏的實物，惟獨民主仍然是在爭取過程裏，可望不可即。六四雖曰家國事，對港人來說始終隔一層，痛不及切膚。所以，這兩個社運元素都未曾在社運裏孕育出藝術。每年的七一大遊行，完全欠缺藝術表達能力；每次六四維園滙，能唱的歌曲，說得不客氣一點，不過是一首大陸一齣三流社會主義愛國戰爭片的插曲（《血染的風采》）。

本土主義和守土意識的興起，改變了這個狀況。因為，本土是實物的不是抽象的；要守護的價值都是緊緊依附在實際存在的事物裏頭而可觸摸可經驗的，這無論是體制裏的自由、法治與廉政，還是大路小巷裏的茶餐廳、港式粵語和一切街坊小眾集體記憶。是實物就能凝固感性，因為人的感性歸根到底是及物的、拜物的。運動既飽含實物與感性，藝術創作的衝動，便是一步之遙。於是，本地藝人參加到運動裏去了，實物和虛擬空間出現大量包含本土元素的畫作、樂曲、小說、詩詞、視頻等的一、二次創作，本來乾癟無味的社運，變得充滿生活氣息；每件事都有相應的藝術表達手法，每個參與者都是或多或少的社運藝術消費者和創造者。三十年之後的今天，社運終於接地生根，不是那麼容易剷除。

藝術對運動很重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藝術品包含的傳遞的訊息量大得驚人。就以獅山掛幡為例：獅山的傳統歷史涵義，港人耳熟能詳，但在世代交替之際，上一代的圖騰和神話，不說是過時，卻已然不足，需要補白、刷新，加進這一代更為珍視、更願為之奉獻爭取的精神價值。用文字表達這一切，可以寫一本書，但行為藝術人只用了一個標識（傘）五個字（我要真普選）一個地標（獅子山），就把人腦裏的所有相關資料串合，呼出完整訊息。書讀了可以忘記，一幅圖像，你看了卻會帶着一輩子，每日每夜提醒你，與你的心靈一道呼喊。

三、黨爺要面子 田少付代價田北俊給全國政協掃地出門，終止了他的「涉北」政治生命。在香港的那部分，為了把事件對自由黨的影響減至最低，辭掉黨魁之職，作相當大的公開切割，也是意料中事；至於他在立法會的新界東直選議席，則無必要放棄，除非他心灰意冷，從此退出江湖，但那似乎不是他的性格。事實上，經過今次事件，2016年他若再參選，得票率肯定更高，原因之一是，大家知道他沒有了政協身份，評論一些北人會很敏感的香港政事，能夠更坦白由衷（政協與立委的角色有衝突，田在昨天的記者會上已經點出了。這個問題港人應該深思）。

但到底田犯了什麼錯？田犯天條，不在於反對梁振英，而是在中共三番四次說了「堅定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之後，公開唱反調，不給中共面子。面子對中共來說，太重要了。

大家想想，倘若中共按《基本法》辦事，把第15、45 條裏的「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認真看待，面對香港人選出的準特首光明正大，喜歡的任命，不喜歡的擦下來，那就根本不必挖空心思搞那麼多的小動作推銷假民主，激怒全港泛民，難為所有當權派，最終把香港推到今天那種全民親共反共大決鬥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毋乃因為此黨無法忍受要面對港人把一個眾人皆知自己不喜歡的特首人選擺到自己的面前；那種情況，有人稱之為「憲政危機」，那是天大的笑話。每一步都按《基本法》行事，有什麼憲政危機的呢？有危機的話，是黨的「面子危機」而已。

僅僅是因為要照顧這黨的面子，香港社會便得付出沉重代價。如此照顧，「愛國愛黨」而已，絕不是什麼愛港。

對一個沒有其他認受性的專制政權而言，面子的確重要，因為那是政權能否壓服所有有效反對勢力的標誌。能夠壓服（像昨天田少還要低調補鑊），就有面子，因為被壓服的一方不能不給；反之，假如沒有了面子，就表示壓而不服，那就可能面臨倒台危機。我們常說，「面子是人家給的」，但專制政權的面子並非如此，而是把別人壓服了蠻要回來的。

面子的時義，大矣哉！《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030530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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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0 13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0-27

港警暴力看齊邁阿密 司法遭劫留意後佔中

 

「政治問題員警解決」，是特府權力核心裏的主事者的底牌。為這張牌打得好看些，權力核心周圍的份量人物紛紛為之鋪陳解說，營造有利場景。一個流行說法就是「民主國家的員警比我們壞得多」。不過，從大量關於「佔領華爾街」的研究資料看，對比「佔中」裏的港警表現，結論剛好相反：港警比美警更暴力。這點事實，當權派繞不過去。不過要小心，員警政治化之後，下一重災區可能是後佔中的特區法庭。「幫港執法」之後會否就是「幫港司法」？

員警暴力的「國際標準」

港陸當權派說民主選舉沒有國際標準、不能以西方作參照，卻常常拿香港員警用的暴力跟外國特別是美國比，言之鑿鑿說「人家壞多了」。那就讓我們拿美國近年發生的「佔華」（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實況作一些比較。有關「佔華」的獨立研究資料很詳盡，這包括過程中員警如何使用暴力的問題，本文將作介紹，並與香港過去一月的情況作比較。為使讀者更能透視員警暴力在社會運動中所佔位置，筆者先從其他幾方面對比「佔華」和「佔中」之間的異同。

一、兩個運動都帶有根本性。「佔華」直指資本主義核心處的金融體系；「佔中」則聚焦京港政治專制主義所壟斷的選舉安排。同樣是挑戰政權的要害，兩地統治階級的反撲應該是無分軒輊的；可幸兩地都有法治和輿論監督，員警暴力才不至肆無忌憚。

二、「外國勢力」都有戲份或嫌疑。「佔華」是由總部設在加拿大的國際左翼反消費、激進環保刊物Adbusters（中譯《廣告剋星》）首先策動、公然號召的。縱使加國不是美國的敵對國，但由於「佔華」瞄準美國經濟核心部位，故美國聯邦政府絕不怠慢，動員了FBI 的實力，透過「聯合反恐工作組」全程監控。「佔中」則由北京《人日》、《環時》帶頭反對、特府梁振英等跟尾發出「外國勢力操控論」作攻擊，雖然至今沒拿出有效實證，但指摘之嚴重，與真的一樣。由於提到「有外力」，一旦決定強力鎮壓彈壓，可自圓其說。

三、「佔華」和「佔中」的參與者當中，年輕、高學歷的佔比例都很高。「佔華」未爭取得具體成果，但已把「貧富懸殊」帶進美國公眾視野（「1%」成了污穢辭），加強了年輕一輩的抗爭意識。「佔中」最後有否具體成效言之尚早，但強烈的本土、守土意識通過運動抬頭（「命運自主」這四個字上了《人民日報》罵榜），對年輕一代的精神面貌的影響則無疑更巨大。美國年輕人面對權威時，本來就很叛逆，政治活力也較強，故「佔華」對他們的邊際影響不算大。

相反，一般香港學生長期以來不理政事，這次大比例參與「佔中」是一種醒覺。這點特區政府當然明白，所以一開始就採取「消滅之於萌芽階段」、彈壓「雙學」（學聯、學民）的對策。

四、「佔華」和「佔中」都是公民抗命、曠日持久。例如，紐約市的「佔華」，於2011年9月中發生，至翌年年底結束，歷時一年多，比「佔中」至今長多了。兩者都產生「池魚之殃」（collateral damage），導致局部時空裏的若干生活不便和輕微經濟利益位移；後者成為員警介入並使用不當暴力的藉口。

兩年來，關於「佔華」運動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若把「佔華研究論文」打進谷歌學者（Google Scholar）一搜，得出232,000個結果，絕大部分都是份量很重的文章，什麼的研究角度都有，資料蒐集、實證分析方面的尤其多。如果在普通的Google 上搜，結果更多至909,000 個，但新聞報道佔主要。人家的國家出了事，就會用這種態度這個規模去探索去理解；政府官員不回應麼？過幾年就可能被懂得更多真相的民眾替換掉。相比，八九六四發生二十五年，國人對事件的了解，就停留在「風波」兩個字前面。

筆者花了兩三天時間，集中閱讀多種美國員警如何使用暴力處理「佔華」的研究論文，下面是一扼要介紹。

四種員警行為模式

研究警務工作的學者，觀察了美國員警六十多年來在歷次大型社會運動裏的表現，總結出四種針對社運的員警行為模式╱哲學(model/doctrine)：

甲、升級暴力論（escalated force）：此論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南興起的民權運動裏首先見用，至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戰運動裏得到普及。其特徵是以更強大的壓倒性員警暴力對付示威人士表現出的任何輕微暴力傾向或暴力升級（一般人最記得1970 年的「肯特州立大學屠殺」，事件導致四死九傷，但嚴格而言不算是員警暴力，因為事件中的施暴者是國民警衞軍，是由州長控制但隸屬美國陸軍編制的業餘民兵）。

乙、商討管理論（negotiatedmanagement）：越戰完結之後，為彌補警民關係，美國各地員警系統普遍採取所謂「meet and greet」的親民路線，減低暴力。員警方面盡量放軟身段，尊重示威者的言論表達自由，容忍對社會造成的暫時不便，保持禮貌與示威者不斷對話，盡量避免逮捕，並且只在示威者使用暴力之後才以暴力回應。員警所穿的服裝和巡邏示威區的方式也有分別，不少只穿制服T-恤、運動褲、騎自行車。

丙、命令與管制論（command &control）：有些地方，例如紐約市，員警部門並沒有採取商討管理的模式，而是發展出另一套員警行為準則，其特徵包括由員警清楚界定合法示威行為的規範、強硬精準執行命令、不與示威者對話，並隨時動用最低必須暴力對付超越規範的示威者。

丁、邁阿密模式（Miami Model；

又稱策略性瓦解論﹝ strategicincapacitation〕）：此是（丙）的加強版。（丙）是被動的、君子的；這個是主動的、小人的，蠱惑出術發茅無所不用其極。手段包括：無理限定示威場區和時間、監控及滲透示威組織、進行事先逮捕、超時拘留、與市府合作發放關於示威團體或示威領導的真假負面消息、更多動用特殊武器包括警棍、水炮、胡椒噴霧、催淚彈、膠質子彈等。1999年世貿組織在西雅圖開會、2003年美洲國家自貿區會議在邁阿密開會，這兩個城市的員警系統都用了這個模式【註1】。

根據專研美國員警行為的A. S. Vitale教授分析，全美十個主要城市都發生「佔華」運動，不同的城市採取了不同的員警行為模式。其中，紐約市由頭到尾都用比較強硬的（丙）；其餘的城市，基本上都採用了強調軟功的（乙）；不過，加州的洛杉磯和奧克倫、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快到最後清場之時卻採取了（丁）。沒有一個地方的員警敢採用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甲）。這些情況說明，管控社運的員警行為，美國自己也難說有一套統一的標準，而在「佔華」運動裏，其大部分城市的員警都比較文明。

「佔華」員警 v「. 佔中」員警具體說，美國各地「佔華」者和員警做了些什麼？有沒有使用暴力？有的話，是什麼暴力？員警有沒有動用特殊武器？

Vitale 根據大量現場資料，給出兩個圖表，歸納「佔華」者與員警的行為。為作比較，筆者在兩表的最底列加進香港資料。【表2】中說的「武器」，在Vitale 原文中是「特殊武器」，包括警棍、胡椒噴霧、催淚彈、膠質子彈等，但不包括水炮、實彈。注意：員警用的「暴力」，不一定包括武器暴力。

大家可從【表1】看到，論佔領手段的平和，「佔中」者比美國五個大城市的「佔華」者平和，與其他四個大城市相若，只比不上芝加哥（後者沒有推撞）。可是，【表2】就說明，香港員警在「佔中」裏的行為，卻是與美國「佔華」最暴力的城市奧克倫相若（所有六種「壞事」，港警幹盡了）。所以，特府官員及其支持者不斷說「港警用的暴力最輕度」、「美警用的暴力厲害得多」，不是無知便是欺騙。

港警採取哪種行為模式？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港警面對社運管理問題，採取的手法，比較符合上述四種的哪一種呢？

「佔中」頭幾天，學生用雨傘遮擋胡椒噴霧，結果，雨傘反而成為「攻擊性武器」（理由是根據黃飛鴻武打片，未免太兒戲；再看一些武俠小說裏的「飛花殺敵、摘葉傷人」，那豈不是花葉皆成攻擊性武器了？）。

此論一出，員警暴力升級，使出更易產生殺傷作用的催淚彈，而且「振振有詞」。這一幕比較符合（甲），即暴力升級論。當權派的「美國員警更暴力」之說，便是當時提出。其實，港警該晚的行為，與美國五十至七十年代對付民權運動及反越戰示威的手法，已無甚分別。

港警按暴力升級論進行彈壓、效果適得其反之後，武器暴力稍微收斂，卻使用其他手段，包括：「軟實力」，如污衊「佔中」受外國官員指使、補給由外國政府支付、試圖捏造學生領袖的醜聞等；威嚇，如搬運標明內容的武器箱、不斷傳出北京定出的「清場最後日期」、拖警犬等（大家可記得金博士「進軍華盛頓」，隊伍行經阿拉巴馬、喬治亞等州的時候遭遇警犬威脅的鏡頭？）。

還有就是使用積極暴力，如10 月26日《明報》報道，警員驅趕示威者時揮動警棍打頭，導致不少人頭破血流，其後總警司許鎮德卻說，員警用警棍，是為了「防止」示威者用雨傘等武器襲擊。用警棍「制止」，尚可算消極暴力；用來「防止」，就是積極暴力了【註2】。凡此種種，說明特府9月底停用催淚彈以後，港警卻採取了上述手段（丁），即所謂的「邁阿密模式」，亦即全美「佔華」十大城市中員警所用到的極限模式。

然而，如果仔細比較港警和美警在「佔中」和「佔華」中的暴力招數，港警並不是與美警打平手，而是超過了。一份由哈佛、史丹福、紐約、福特翰四所大學法學院師生合力撰寫的研究報告，羅列了「佔華」運動從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期間所有有確切證據顯示或有確切表面證供讓人質疑警方不當施暴的130 個獨立事例【註3】。這些事例中的員警暴力，有不同的強度和不合理性，其中最嚴重的14 宗，《太平洋評論》特別有文章介紹； 筆者仔細反覆看過，所有14 事例中涉嫌的員警暴力，無一可及7港警「光明磊落、暗角打鑊」那一幕涉嫌的那麼嚴重犯法【註4】。

八十年代以來，港警表現一直優秀；

就是到了今天，在非「佔中」範圍裏的執法，港警還是保持一貫水準，毋庸置疑。壞就壞在特府在「佔中」問題上，利用員警「解決」政治問題，把港警的優良紀錄打出一個缺口，注入了惡劣元素，最終會腐蝕警隊在其他方面的優良表現。還是那句：任憑是最好的東西，一到共產黨手裏就變壞。

從「幫港執法」到「幫港司法」

那麼，下一個要面臨當權派腐蝕甚至壓垮的香港核心體制是哪一個呢？筆者認為是法庭。後「佔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法庭要開審大批自首的公民抗命者，以及員警提出起訴的違法參與者。這兩批人的數目加起來不會小，審判需時很長。到時，引發又一火頭的，是法庭的態度。

大家先看看有關處理在馬路上舉行和平集會的法律「國際標準」。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前簡稱「歐安會」）制訂的《和平集會自由指引》（下稱《指引》），規範了歐洲人權法庭的有關官司判決，其中要求各成員國政府注意下列幾點：

一、公民有權在公眾地方進行集會和抗議，包括但不限於公園、廣場、大小街道、行人道。若集會者所要求聚集的地點是一般公眾地方，國家有義務協助集會者在該地點進行集會（《指引》第19條解釋）。

二、在一段合理的時間裏，參與集會、抗議等活動的人士使用上述公眾地方，與其他利用該等地方作通常用途者（如利用馬路作交通用途者）比較，有同等權利。這個原則，已由歐洲人權法庭和美洲國家組織屬下的美洲人權委員會清楚確認（《指引》第20條解釋）。

三、歐洲人權法庭於2007、2008年審結兩宗訴訟（Balcik v. 土耳其、Ashughyanv. 阿美尼亞），判詞裏都強調一點：「任何在公眾地方舉行的集會或抗議，都不免影響正常生活包括交通，但只要是和平的，公權力就應該對該等活動採取寬容態度，否則人權法庭公約第11 條便了無意義（《指引》第20條解釋的參考案例）。

後「佔中」的香港法庭，要決定如何看待上述的「國際標準」。如果特府談員警暴力就找外國例子作標準為自己開脫，談和平集會權利卻否定有國際標準，然後試圖把自己的看法強加於法庭，那就一再顯示特府的虛偽與機心。如果上述歐洲人權法庭觀點得以在港貫徹，則法庭要決定在馬路等通道上集會的「合理時間」有多長。考慮到本地民主選舉改革被當局一拖再拖已經十年，以及8.31 決議之後，參選權機會均等的普選更遙遙無期，則現時在各佔領區通道上的集會合理時間，定作還有半年一年也是合情理的。

不過，無論法庭如何決定，只要不合當權派胃口，當權派的鬥爭矛頭將會指到法庭的大門口，那些「戴假髮披黑袍的港英餘孽」勢將成為箭靶。在當權派的playbook裏，「幫港執法」之後便是「幫港司法」。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這四種員警行為哲學的介紹和應用見A. S. Vitale 的2012 年論文ManagingDefiance: The Policing of the OccupyWall Street Movement 中討論Styles ofPolicing的一節；Vitale是紐約布克林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研究範圍包括犯罪學、員警學、社運學等。上述論文可在谷歌搜索得並直接下載。要注意的是，這四種員警行為哲學是專門對付社會運動之時用的；執行一般治安工作之時，這些分類方法不適用。

【註2】見 http://news.mingpao.com/ins/【短片】警棍扑頭%20 許sir：別無選擇下防激烈反抗/web_tc/article/20141021/s00001/1413882910807

【註3】四所名牌大學法學院師生的研究結果，理論部分最有看頭，這裏說的130個員警不當暴力資料，只是論文的一個附錄。論文連結是http://cdn.theatlantic.c o m / s t a t i c / m t / a s s e t s / p o l i t i c s /Suppressing%20Protest.pdf。

【註4 】The Atlantic ， 全美最具威望雜誌之一， 有157 年歷史； 文章見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 0 1 2/0 7/1 4-specificallegations-of-nypd-brutality-duringoccupy-wall-street/260295/。雜誌網版全部免費。

【註5 】OSCE 的有關檔原本（ 2010 年第二版） 見http://www.osce.org/odihr/73405?download=true 。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027530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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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1 14 .   信報財經新聞 

陳舊人

2014-10-25

移開妨礙對話兩座大山

 

大題所說的「對話」，不一定指政改三人組與學聯就政改進行狹義上的對話，而是指真正有意義的、中央政府與廣大港人就政改問題廣義上的對話，不管它在哪天、以什麼形式出現，筆者期待這真正的對話愈早出現愈好，因為萬一香港有天變得全面失控的話，那時要對話也是太遲了。

然而，目前妨礙對話起碼有兩座大山：一、8 月31 日人大常委會決定；二、公民提名。本文目的並非要研究造成障礙的責任問題，而是呼籲各方合力把障礙移開。

造成中港雙輸

有關的8.31決定，筆者已先後為文討論多次，尤其是《有法不依 如何「依法治國」？》及《回歸基本法守尾門 可解中央港人對立》兩篇（分刊9月3日和10 月15 日《信報》）。現重申有關論點：

一、人大常委會決定，本身是違反《基本法》第45條「循序漸進」與「按民主程序」的原則，對「依法治國」是莫大的嘲弄；

二、由有關決定到現在事情發展，一直說明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三、無論在法律或政治上，中央其實有更高明的選項—— 即在《基本法》第45條之下，為國家安全的理由「守尾門」。

從8月31日至9月28日、再到現時的事態發展，顯示人大常委的「落閘」決定，已造成中央與港人雙輸的局面；這決定本身又轉化為妨礙解決問題的一座大山，因為有人認為若更動它的話，將會影響人大常委會的威信。

面對這個兩難的困局，中央應考慮兩害取其輕。說到底，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由政改報告所引導，基礎若然改變，決定隨之而改變也很正常。所謂威信受影響，最多也不過一時而已。

相反，香港的危機已曠日持久，倘不能及時以政治方法化解，將嚴重影響香港未來數十年對中國的價值，還影響兩岸統一以至國際關係等重大課題，孰輕孰重，顯而易見。

至於撤回「落閘」決定，可採用較快的由特首提交補充報告，還是較慢的經立法會否決政改草案後適時重啟政改諮詢的辦法（或其他辦法），一概屬於技術層面的考慮。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予探討。

最後再建議一點。有關「落閘」決定，倘若中央認為未來有修改空間，起碼可先在這方面適當地放出「氣球」，即使未必足以令香港的緊張局勢馬上緩和，起碼有助防止抗爭運動繼續朝激化的方向發展，保留將來的對話空間。

兩點必須注意

一直以來，筆者對公民提名的主要理解為政改諮詢裏的一種叫價，也理解不少市民是出於原則（卻未必是現實）的考慮，真心誠意地支持公民提名的。對於這些朋友，筆者願意提出意見作為參考。這包括法律與實際效果兩方面：

【法律上】

《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意義非常明顯， 提委會是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必經之路，所謂「《基本法》沒有禁止的就可以做」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也聽過一個想法，就是把提委會擴大至包括所有合資格選民。姑勿論現實上的可操作性，這其實也違反第45條「有廣泛代表性」的規定。明顯地，該條的原意是提委會成員數目少於合資格選民，這樣談「代表性」才有意義。因此，簡單地說，公民提名的提議就是超出《基本法》。

也有市民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訴求。筆者認為不值得單單為了加入公民提名而要求修改《基本法》；

修改《基本法》目前也未是時候，理由是：

一、《基本法》第159 條列明，《基本法》的修改須涉及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特區政府、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行政長官、全國人大等各方的複雜互動，在目前香港連特首和立法會均缺乏足夠認受性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效完成這項複雜程序；

二、相對單純要求中央接受「公民提名」，「修改《基本法》」要求中央付出更大的政治和精力代價，在現階段中央根本無可能答允；

三、即使從爭取民主的角度看，目前的《基本法》亦有某些優點，比如有關政改的法案須立法會三分二票數通過等，若時機未成熟而魯莽要求修改《基本法》，除了無功而還之外，更有可能連僅有的保障也失去。

總而言之，修改《基本法》是世紀大工程，適當的時候應該是當香港（縱然在不完美制度下）已產生擁有相當認受性的特首和立法會、與中央政府有充分共識的情況下，為解決積累已久的一籃子問題（可包括但不限於在特首普選中引入公民提名）而啟動，這樣才會有成功的希望。

【實際效果】

從上述可見，在目前階段，爭取公民提名甚至修改《基本法》，其難度是極高的，而風險則與代價和難度掛鈎。問題是，就其實際效果而言，這一切是否值得呢？

我認為公民提名吸引之處，在於它比如何優化提委會的各種方案都簡單易明、容易上口；起碼在理論上，它亦是突破「篩選」的最直接方法。不過，根據筆者與群眾的接觸，有理由相信很多公民提名的支持者，除了不明白修改《基本法》的困難之外，同時亦可能忽略香港一項獨有的政治現實（澳門除外），即是建制派中有所謂「吹雞效應」，可以相對輕易地團結其力量，民主派（廣義的）在這方面卻欠奉。

傳統智慧相信泛民與建制派的民意選票基礎約為六四之比，假設這比例大體不變，即使普選的提委會沿用相當保守的2012 年選委會組成方式與八分一門檻，根據經驗，泛民有機會取得一人出閘，即使迎戰「吹雞」產生的單一建制派候選人，仍有相當勝算。

相反，即使爭取到公民提名，這便容易導致產生多位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彼此分薄力量，雖然理論上可以通過協商而產生共主，但在香港的政治現實下，這又談何容易？類似事件，國際上也不乏例子，1987年南韓第一次民主選舉，同屬民主派的金大中與金泳三協調失敗，一起角逐總統，結果便輸給代表傳統勢力的盧泰愚（雖然總體民意上，民主派大大佔先）。

互動在於長遠

當然，市民爭取的是民主制度而不是明君，正如練乙錚指出，中國大陸的選舉制度（起碼名義上）也有公民提名，這便為長遠在香港爭取公民提名創造條件。在目前的環境下，最有現實機會爭取到的，仍是優化提委會與一個合理的門檻，這情況可能有利泛民大黨（而非小黨）。

倘若如此，亦是必須接受的政治現實，但對香港長遠民主制度發展仍是有利的。反過來說，倘若在現階段仍然執着於公民提名（或修改《基本法》），則連這樣的機會也很可能給抹煞。

從另一個角度看，倘若市民能夠自我制約，暫且放下（或起碼降低）現實意義不大（在中央眼中是違反《基本法》因而是無理）的公民提名訴求，給中央一個「開閘」理由，那就有可能最後製造一個雙贏的局面。我們當然不能過分樂觀，但必須記得一點：中央與港人之間的互動是長遠而不在於一時一刻。

我不要求抗爭者中的溫和派竭力說服其他人（為文之際，種種「出賣」 、「讓步太多」 、「左膠」等指控聲音，已在我腦袋中響起，畢竟路線之爭最易造成分裂，必須極小心處理），卻期望各位真心堅持公民提名的朋友，從策略角度好好考慮一下，即使反駁我的建議。說到底，中央與港人目前的最大共同利益在於對話，而民主的精神就是「擺事實、講道理」。筆者為執業律師

陳舊人

文章編號: 20141025530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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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17 15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0-23

了無新意何可服眾 寸步不讓逼人離心

 

對話完結，一如大眾所料，官員廢話夾帶着謊話，滔滔不絕卻了無新意，浪費百萬市民一個晚上的黃金時段。這種玩意，以後不必來了。人大常委決議完全忤逆本地民意，特府官員不替港人頂住卻叫港人袋住，放棄仲介和緩衝角色一面倒向權力，港人於是離心。北京若依然故我寸步不讓，港人離心傾向勢將轉化為離心運動，按人口總數和思想特徵等方面看，可以是另一個西藏。始作俑者中共，難道又一次要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官員照本宣科大話不缺特府與學生代表的對話結束，政府的表現，誠如學生代表所說，依然是以「帶人遊花園」，而且還夾帶者欺騙和蓄意誤導，例如林鄭說，人大常委有權對進行中的五部曲作出「提議」。乍聽不錯，但那是些什麼「提議」呢？筆者試指出一個。人大常委會決議說，特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參照現有選舉委員會組成辦法（即所謂「四大界別」說）。這個「提議」出爐之後，特府就馬上說，「可」字應理解為「必須」。如此，人大常委的這個「提議」，就化身為港人必須接受的政改框框的一部分。試問，把人大常委與特府聯手炮製的強制說成是「提議」，不是明擺着的欺騙嗎？

林鄭在會議的最後，向學聯提出早已預備好的四點，作為特府的「橄欖枝」：一、政府願在二輪政改諮詢中，在《基本法》及人大8.31 框架下為2017 年的普選辦法尋找最大空間，包括提名程式方面的某些寬鬆安排等；二、2017年普選方案不是終極方案，日後如有需要，可再啟動五部曲；三、探討開設多方平台，讓各界人士討論2017年後的政制發展；四、特府向中央反映自8月底以來香港社會對政改的關注行動和訴求。

四點回應空洞無物

第一點，梁特昨天火速附和，提出可考慮組成提名委員會之時，以個人票取代公司票。不過，大家記得，上次「幫港簽名」反佔中，媒體揭發多宗公司高層向員工施壓要求簽名。經過這次大演習，到了下一回用同法選提委成員的關鍵時刻，「幫港選舉」駕輕就熟，再加上候選人需半數以上提委支持的規定，結果是個人票與公司票無大分別。無怪「高登客」有反應：在這些「國家安全」事上面，特府給好處，豬乸會上樹。

第二點其實就是「袋住先」的完整表述，根本不可信。如今五部曲走了兩步也不能回頭，2017年之後，已經確立了的假普選程式，又怎能讓港人改變走回頭呢？有改變的話，只能是往更假的方向走，否則何謂港陸「融合」？

第三點是準備築起的空中樓閣。難道2017 年之前北京不給你的民主選舉，之後會給你？而且捨近圖遠，2017年之後的事，現在就提出討論？學民思潮黃之鋒已經說了：如果有關平台只是討論2017年後的事，唔好預佢。

第四點假得可以。中央對8.31 之後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民情如何沸騰，懂的大概比特府還要廣泛深入。本地各派媒體的有關報道多得看不完不用說，佔領區裏頭，更隨處可見身形粗壯梳平頭裝操普通話不斷拍照錄像的「觀察員」，那還需要你特府官員上交「絕不帶引導性」的民情報告？況且，林鄭早已關了後門，聲明這種報告不是五部曲範圍以內的東西，人大常委「可」作參考；當然，這個「可」，絕對不會解作「必須」！

佔領進入中期平衡

林鄭提出的這四點，學聯周永康認為不過是虛無縹緲的煙幕，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筆者認為任何人都不必再在這四點上多費唇舌；以後政府提議要再次對話，大家也不必再懷抱什麼希望。需要多關注的，是運動的前景。

筆者認為，佔中可能出現一個「可持續的中期平衡」。佔領區的規模會依事態的發展而伸縮，留守的各個獨立小群體會設計出一套適合自己的輪番替補的辦法打持久戰，受影響的的士司機會懂得按時改道，佔領區附近商戶的常客會適應新的場景而大體恢復原本的消費習慣，佔領者與警員會摸索到彼此的底線等等。特府若鎮壓，這個平衡會打破，過一會又達致新的平衡。到明年春天，立會否決特府的假普選提案之後，佔中三老若還未被捕，就可帶頭自首，功成身退。之後的社運進入新境界。

8.31：大得不可承認之錯

人大常委關於政改的「落三閘」決議，遭港人強力反對卻事在必行。當初，北人自視過高，以為政改一錘定音，港人就會很快乖乖就範，誰知這批南蠻並不如此容易馴服，若北人一意孤行，不僅會在香港導致一場曠日持久的管治災難，還會催生一股前所未見的強大民族離心力，因此「落三閘」決議是獨裁政府犯的明顯錯誤，共產黨自己大概也看清楚了。不過，此黨一要緊抓香港政權，二要保住自己面子，哪會承認決議是錯的？

無可避免要出現的離心傾向，是佔人口六成的群體性政治離心傾向。8.31決議一筆勾銷了泛民老領導三十年來謹守的「民主回歸」的信念基礎—他們衷心支持了回歸，但發覺得到的是假民主。

當然，所謂「群體性離心傾向」，還不是獨立運動；前者是清晰的起點，後者乃非必然的尾站，之間還有一個亦非必然的中轉站。8.31 引發的離心傾向，核心標誌是，泛民無論什麼派，已經不會再視中共及其控制的國家和國家機器為可信的對話另一方。佔中運動之中，運動與特府之間的互動，例如剛舉行了的政府與學生對話，如果給不出泛民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選特首開放提名權的話，離心傾向便確立，後續的社會運動，性質上漸漸轉化為離心運動，到達第一中轉站。到此站的時間不需很長，從現在開始，到特首正式向立法會提出假普選政改議案那一刻為止，頂多是半年時間。之後登場的離心運動，如果再遇上一場「香港2.28」，則會馬上轉化為獨立運動，步台灣的後塵。如果「香港2.28」提早出現，則離心傾向完全可能馬上轉化為獨立運動，或是公開，或是轉入地下。

離心的途徑和比重

這兩個可能途徑，可用簡圖表示如下：

一：離心傾向—（在8.31框架下幾乎必然）→離心運動—（「香港2.28」？）→獨立運動

二：離心傾向—（「香港2.28」？）→獨立運動

無論是離心傾向還是獨立運動，其重量皆非同小可。香港人口七百餘萬，以六成作為離心傾向上限，便是400 多萬。我們可以拿來與西藏、新疆和台灣的各個離心運動（包含獨立運動）支援上限或現時已知比重逐一比較：

【西藏】大陸藏族總人口628萬，其中272 萬在西藏。若總人口的七成是不同程度離心的話，其上限便與香港的離心傾向人口上限相若。如果只看西藏，則香港的離心人口上限絕對超過西藏【註1】。

【新疆】大陸維吾爾族總人口1000萬，99%聚居新疆。其中若四成是有離心傾向者的上限，香港情況便與之相若【註2】。

【台灣】總人口2300 萬，統派佔15%，較廣義的「藍營」佔人口四成弱。若以其餘六成多當作分離力量的人口上限，即達1400萬以上，比香港的上限高，體積也比西藏、新疆分離運動大；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台灣一來總人口最多，二來相對大陸最獨立，台灣人不分藍綠一般都認為「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註3】。

綜上所述，香港的離心傾向一旦轉化成離心運動乃至獨立運動的話，其規模將與西藏、新疆的分離運動相若，與台灣的也是同一個數量級。

香港與西藏

若與上述三大分離運動比較，香港離心傾向的發展特徵，與西藏最為相似：人口數量相若，運動姿態一樣平和，都已經有一套核心價值（在西藏是藏傳佛教，在香港是三位一體的自由、法治與民主）。此外，藏族移居境外者，人數四十萬左右，普遍支持藏獨。港人旅居海外的人口，數目也是在幾十萬左右【註4】，很多都是「避秦」一代、二代乃至三代，對北京並無特別好感；一旦有需要，不少都會對香港的分離運動作某種程度的支持。佔中運動在海外的迴響，是近年比較大的。

這些關於香港分離傾向的量和質方面的考慮，過去都少人想過，現在應該留意。獨立不可能，出現分離主義思潮乃至獨立運動，卻是大有可能的。站在民族立場，筆者不能不敲響警鐘，警醒香港和北京的統治者：每一步的反民主舉措、每一手「愛字幫」等極端社團的動作、每一句對香港社運的污衊，都是在替分離傾向添加助燃劑。

議會內外的災難

管治災難，有議會內的與議會外的。議會因為有民選成分，議員在議會內的表現和投票傾向，必然反映民意；民意的多數派，經佔中一役與特府更形對立；民意少數派卻因為激進保皇團體從旁鼓動，增加了對多數派的敵意。如此，兩派議員在最關鍵最惹火的議題上，失去了特府成立初年那種可以妥協的餘地，連帶也影響到其他議題的通過，立會從此變成火藥桶，所謂的「行政主導」，很快會變成「行政冇到」。今秋如是，過幾年「佔中新世代」加入投票和參選行列，更加如是。

上述議會局面，在梁特這位政治立場相對極端的始作俑者上台之時，便有不少論者包括筆者在內確切預言過，如今在爆燈超熱的氣氛底下出現，則是當時難以想像得到。此所謂「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議會外的社會行動，自從各種「幫港XX」、「愛YY」出現後，矛盾變得比以往尖銳。不過，當權派的動員能力依然有限，從佔中三周中的「反佔中」活動每次平均只能動員幾十一百人就可看出；當權派真的要搞出一個人多勢眾的場面，便得像上一次「幫港簽名」那樣，動員蠱惑仔派錢、大陸人參與、社團鼓動、老闆層壓，但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像佔中者般肯犧牲能持久。那是若干客觀因素造成的。何也？

當權派的人數本來就比較少，而且包含大量既得利益者，政治感覺基調良好，不覺得自己是受壓迫的一群，故若有真情投入的，必是性格極端者，但那也必然是少數。泛民就不同，面對政治壓迫鋪天蓋地，已到了背城借一的處境，而年輕一代感受到的經濟壓迫更是強烈；觸動面如此廣泛，泛民自是能夠大量動員，連平素絕非激進的普通人也成批加入。因此，在議會外，泛民的實力依然高出當權派一大截，不像在議會裏，不公平的體制之下，泛民的議席比例與他們的總得票率倒掛。

佔中影響澳門台灣

佔中對澳門的社運有啟發作用。澳門的政治形態與香港相似，也是特區，也有中聯辦、傀儡特首、《基本法》、保皇派、既得利益、貧富懸殊、年輕人無出路、泛民。主要分別是，澳門的《基本法》沒有民主普選的承諾，民眾的民主期望不如香港高，但近一兩年的情況有變化，出現過比較大規模的社運，故有朝一日出現佔領運動，也非奇事。

澳門的賭場經濟十分單一，靠的是外來遊客，一旦出現佔領運動，遊客裹足，經濟就馬上癱瘓；幾個賭王的損失，相對要比小商戶大。澳門的街道狹窄、地方小，佔領、補給、替換都容易。不過，澳門的國際地位比香港低，一旦發生佔領運動，解放軍出動鎮壓的可能性比較高，因此結果可能比香港慘烈，屬於高風險高效益的社運類型。

佔中對台灣的影響，完全不同。台灣人本身有深厚的大型社運經驗和傳統，大規模佔領已發生過很多次；然而，香港這次運動絕非對台灣沒有啟示。台灣人不僅從中看到中共對付港人的手段如何蠻不講理，還看清楚了共產黨如何違背所有對港人的重要承諾；如何通過經濟控制，迫使港人在政治方面聽話、歸邊、服從；如何收編傳媒、商賈、學者乃至黑社會，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如何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方變成一個直轄市還不如的下級政權。

佔中提醒台灣人： 中共的腳步近了，不能利慾薰心，要頭腦清醒，要為台灣的自主永續作必要付出。

《信報》特約評論員【註1】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字【註2】同上【註3】《遠見民調》2014 年9 月台灣民眾統獨觀數字見下列連結http://www.gvsrc.

net.tw/dispPageBox/GVSRCCP.aspx?ddsPageID=POLITICS&dbid=3470363284【註4】具體數字難計算，因為港人移居海外之後，不少人交替回流；可參考RonaldSkeldon 、Edward Vickers 等的著作及http://immigrationinamerica.org/5 5 6-hong-kong-immigrants.html。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023530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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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16 16 .   信報財經新聞 

丁望

2014-10-23

思維漫步

官民各說各話 雨傘不會退場

 

學聯與特區政府的首次對話，已於21日舉行；有禮、平和、各說各話，是電視直播中的場景。

對話有無第二次？難以樂觀。選舉的話題，歧見太大；政局左轉後的北京政治生態，不存在縮小分歧、在妥協中建立共識的空間。在這種環境之下，學聯與政府還有關於選舉的實質談判嗎？除非學聯放棄包含自主選擇權的普選理想，選舉話題似談不下去。

2017 年的特首選舉，關乎人大的「八三一決定」和中共中央對香港政制的主導權。對話的雙方只能各自表述，不可能有觀點的交滙。這是可預料的結果。學聯的主要訴求是：特首選舉有公民提名（2017）、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2016）、政府提出解決政制紛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前兩項，是重申學聯和學民致習近平「一○一一公開信」提出的要求；官方表示拒絕，再次強調必須按照「八三一決定」行事。

學聯和「雨傘請願」參加者，不滿官方未提出解決紛爭的方案，表示繼續留守佔領區。21日晚上的金鐘，請願者撐起雨傘，傳遞抗議的符號。

學聯三訴求 有公民提名

在「一○二一對話」之前，學聯已向官方釋出善意，不再提撤回「八三一決定」和罷免行政長官（公民抗命兩大目標），這是能有首次對話的一個因素。

官方卻仍較僵硬。港官公開說，有外部勢力參與「佔中」；還對《紐約時報》說，沒有提名委員會的選舉，可能導致貧窮者主導（影響？）政治、有福利主義的危險（Hong Kong Leader Reaffirms UnbendingStance on Elections - NYTimes.com, 21 Oct2014）。此說引起社會爭議，被指排斥窮人（月入14000港元以下）參與提名委員會。

對話中，官方沒有讓步（本不可能有讓步），只提出一個行政措施：就「八三一決定」後香港發生的事情，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提交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是否如實滙報港情、民意，許多港人存疑。它也無法改變北京當局對「雨傘請願」的定性，更不可能修改「八三一決定」。

學聯在對話中表示，期望特區官員拿出政治的承擔，以政治魄力、用政治辦法解決紛爭，不要以「八三一決定」去扼殺香港的民主、年輕人的未來。

學聯和請願者提到港人三十年來的夢想：「落實真普選，建構恪守平等權益的制度」（一○一一公開信）。這確是卑微的請求，但要港官跳出「八三一決定」、為港人爭取實質的普選，是與北京的政治生態脫節。

學聯關於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政治解決」之說，都是重申舊話。第一次提出的，是修改《基本法》：為何一切權力歸於提名委員會？為何市民無權？《基本法》的規定如果不妥，為何不修改（大意）？

政務司司長的回答，是公民提名不可行、《基本法》不能隨便改。律政司司長說：《基本法》的修改門檻，比第45條對候選人的門檻更高。

《基本法》第159條規定的修改門檻確實高。修改議案，須經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同意。但這並不意味不能修改。本欄9 月4 日文《阿爺拍板定案 推銷山寨民主》（http://forum.hkej.com/node/116291及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40904.htm），論及在提名委會中納入「公民提名」類別並非不可能：「修改《基本法》第45條和附件一，就有可能創造公民提名類別的空間。」

修改第45條並不是隨便提出的，這是解決紛爭的可行之路。

修改《基本法》有先例可援，八二憲法的憲制地位高於《基本法》，已修改多次，中共中央曾為初級階段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主導修黨章或修憲。在家長意志之下，修改成本並不高。

《基本法》於1990 年公布、1997 年7月1日實施，生效後從未修改。十七年後對它通盤修改（除選舉外涉及雙非嬰兒身份等），讓它「與時俱進」，更符合平等選舉權等規範，既關乎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福祉，也有利於北京的國際形象。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國家法律」中，並非沒有類似公民提名的選舉辦法。

應還權於民 創政治文明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1979年7 月公布，2011 年第五次修改）第29條，候選人的產生，除了「選舉單位」的提名之外，還可以推薦候選人，政黨、團體和「選民或者（人民）代表，10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編》，2008版，頁23）《信報》練乙錚10月9日大文《「公民提名」大陸也有「經濟崩潰」不值一哂》對此有詳析，很值得讀者參閱。

選舉法在1980 年1 月1 日實施時，選民推薦候選人的門檻更低。第26 條（後來多次修改變為第29 條）規定：「任何選民或者代表，有3人以上附議，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滙編﹝1979-1984﹞ 》，頁76）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有選民推薦提名，在「一國兩制」的香港竟不能公民提名，還有人把它稱為「奪取香港管治權」，這豈非荒謬？

《呂氏春秋．察今》謂：「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修改《基本法》，在提名委員會中吸納公民提名（佔部分名額），非不能做，而是不願做。修法雖「工程艱巨」，但可讓市民有參與提名的小空間，往選舉民主走出一步。還權於民創政治文明，並不會「天塌下來」。

丁望 

文章編號: 20141023530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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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2 17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0-20

氣短集

政權面對正氣．大陸面對港獨．梁特面對英鎊

 

陳佐洱讚譽梁振英為「硬骨頭」，真是有點滑稽。一個有龐大政權和軍隊庇護的官員，天天坐在冷氣辦公室裏接命令聽報告，出入坐防彈汽車兼有隨身保鑣及大批警察便衣保衞，只安排特定媒體作和諧式訪問，到立法會與議員對話也要「審時度勢」，如何證明其骨頭之硬呢？相比，佔中學生及市民，不論男女老少，無懼政權彈壓警察拘捕黑社會滋擾，20天來風餐露宿日曬雨淋忍受各種無理誣衊而尚未言退，才是真勇者。這幾天，港人更看到，陳說的那類骨頭，已讓事實證明很cheap，外國公司出一點英鎊，便可整副買起，價甚賤。

大凡人說到要「面對」的，都是困難事，尤其是那些自己製造出來的。今天就談三個「面對」。

一、特府面對學生談什麼？特府躊躇10 天，終於同意明天與爭取民主普選的學生對話。談什麼呢？一組5個平均50多歲、政圈浮沉數十年善於老謀深算的管治精英，面對另一組5個平均20歲剛出頭而嚴格來說還未涉世的年輕人，竟然左閃右避諸多禁忌，躲在人大常委決議後面，拒不討論根本問題而只願談些枝節，平素有為香港悉心辦事形象的特府官員，一變而成為黨的喉舌傀儡，真是有點慘不忍睹。恐怕，到頭來還是要勞煩當對話主持人的大學校長即場瞓身「不偏不倚」地救駕，才能在道理上免於給幾個黃毛丫頭衝垮得太難看。

學聯代表的對話立場非常得體：既同意按《基本法》原則商討，卻不會接受人大常委8 月底定出的框架。那個框架正正是問題之所在，所有參與佔領行動的市民及他們的支持者，無一不強烈反對之，因而應該是討論的重點、質疑的對象；若硬要拿來規範對話內容，那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談的。這好比在普通法域的法庭上，辯論的一方往往可就某條法律本身的合憲與否提出法理上的質疑，更可討論具體緩引該條法律時的適當性，而法官並不會怕得要死卻仗勢欺人，以「法律的權威性」壓制嚴肅的抗辯。

明天這個會（或一連串的會）要開得有意義，政府必須起碼深入解釋幾個關鍵問題、同意學生的一些最低要求，包括承諾向北京方面傳達香港社會上的主流政改意見。具體而言，政府應該：

①解釋為何首輪諮詢之時，特府聲稱「有商有量」，但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卻完全是單方面的「冇商冇量」。特府事先知道人大常委的意見嗎？若知道，還說「有商有量」，是否蓄意欺騙？若事先不知道，事後和絕大部分港人一樣感到意外，有沒有負責任地向北京要求對港人作深入解釋？

②清楚說明新的諮詢如何展開。在上次諮詢裏，絕大部分港人給糊弄了，如今亡羊補牢，辦法除了推倒「五部曲」的頭兩步，還有其他等效的辦法嗎？現在的人大常委決議，沒有反映香港主流民意，因而完全沒有價值，本地當權派還要恬不知恥稱之為「有法律效力不可動搖」，實乃皇帝的新衣，港人無義務接納，特府應另謀出路（筆者絕不同意大陸的「法律」、人大常委的決議不可修改。事實上，大陸的法律修改之容易，世界上少見；1949年以來，其《憲法》已經大規模修改4次，每次在大處都改得體無完膚）。

③解釋為何「公民提名」、「議員提名」不是符合《基本法》裏要求的「民主程序」。理論上，大陸選舉地方人大代表，10名選民便可提名；省和直轄市級的行政首長選舉，30名同級人大代表（不到代表總數的5%）便可提名。為何香港不可以？背後的原則是什麼？且不說什麼抽象國際標準，在東亞，最值得香港人借鏡的南韓和台灣，走出極權專制之後，其民主政體裏的大選，都包含「公民提名」，香港為何不可以？

④解釋何謂「高度自治」。主流香港人、學生運動要求的民主政改，並不違反《基本法》，人大常委卻要全面插手，巨細無遺地操控；如此，香港何異於一個直轄市？民眾反對，黨中央若要派解放軍鎮壓，則香港何異於西藏？

特府與學生公開對話（現場影音直播）之時，筆者估計，必有大批佔中民眾重新前往佔領區觀播，特府五人組及官方安排委任主持人的表現，若令民眾深感失望，激發出的能量將非常巨大！

二、《人日》面對「港獨」說什麼？

昨天《文匯網》轉載香港人民甚少看的《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從『自主』看佔中背後的『港獨』陰謀」，裏面如是說：

「學聯」就在政府總部外所謂抗爭主舞台的背景板上，打出了「命運自主」口號。可以說，這個「自主」口號反映了「佔中」組織者及幕後操控者的真實目的，他們要的並非是選舉的民主，並非是「一國」下的「高度自治」，而是香港的「自主」、香港的「自決」乃至香港的「獨立」。

這是該文的「大膽假設」，其後的「小心求證」，言之有物，筆者請大家到該文的連結（http://news.wenweipo.com/2014/10/19/IN1410190004.htm）細心閱讀。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人日》文章點了《學苑》編輯部月前出版探討香港本土意識的文集《香港民族論》，此書一版售罄，似乎在年輕人、思想界當中甚受歡迎，其中收有筆者客串之作，即在本報6月19日刊登的文章（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733224/ 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

港人支持本土主義和港獨的，無疑只佔極少數；不過，就算大家不認同這些思潮，作為一般原則，也應該支持談論和探討這些思潮的權利。否則有一天，大家會忽然發現，自己的思想也在被禁之列。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是一切進步文明的基礎。筆者認為，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國度裏，人民也有權利思考、主張「命運自主」，有權利探討「自治」、「獨立」等問題而不受統治者打壓。事實上，一個地方的自由是否充分，重要指標就是那裏的人民有沒有這些權利。英國近年在處理蘇格蘭獨立的問題上，表現出優秀文明的風範，值得世人學習、深思。大陸人不說，無怪一些香港人，寧願當英國子民，也不願當「強國人」、「特區人」；這當然包括一些特府最高領導人的家人在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台上喊愛國愛港最轟轟烈烈的，也不過是做戲。

三、梁特面對英鎊：誰知道什麼？

「黨知」：

梁特於上任後收受5000 萬元巨額款項之事忽然曝光，其於任內替有關商業合約對家UGL提供服務等不當行為的嫌疑，亦令人震驚地出現於大眾視野。事件發生後數天，中聯辦的張曉明，不知是想替事件降溫還是想替梁緩頰，稱中央早已知道內情，並且不認為有何可疑之處。未知黨中央當時知不知道還有「天津國企高價收購敗給低價UGL事件」和「日本戴德梁事件」等離奇曲折事。然而，不論張說的是真是假、多真多假，「黨知道」這個試圖把事件平淡化的說法，都很有趣。且讓我們作一些不同的假設，遂一分析。這種假設性分析，是評論員無法確切知道實情時的最愛，政府和政客卻最討厭最恨。

（一）假如「黨知道」是真的，不僅在2012年之時已知道，而且後來才發生的一切情節，包括西媒已披露的和尚未披露的，也一概實時知道﹝這個假設，可借用學術詞彙，稱作「強式」（strong form）﹞。然而，黨的這個全知的另一面，是99.99%港人對事情的完全無知。如此「相映成趣」，反映的是梁特面對黨中央和香港市民這兩個「老闆」，採取了厚此薄彼、內外有別的態度。

尤甚者，梁特厚哪個薄哪個，似乎都很有學問。按常理，港人對此種灰色錢銀事的知情要求，一向都比見慣不怪、晚近才興起「打虎熱」的黨中央高得多；那為何梁特不是厚港而薄黨，盡量把更多資訊提供予有更高資訊要求的前者而恰恰是倒轉過來呢？莫非是梁特心知肚明，預計港人知道整個真相之後，會就其中一些重點提出質疑、惹出更多麻煩，而黨中央卻會處處與他為善，凡事輕輕帶過，所以他才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資訊提供，厚黨而薄港？

按此「全知」假設，若梁特在此事上真的冰貞玉潔絲毫無錯，那麼，黨中央為何不披露一些有利於他的資料助他一臂之力，徹底推翻西媒不斷拋出的各種不利的表面證供？如果梁的黨領導並無此等有利他的資料而其所知的不利資料卻和港人已知的一樣多甚或更多，則試問黨中央：為何依然對梁特那麼高度信任，而不是和港人一樣，亮起黃燈、有所懷疑？是否在此等事上，黨的是非標準比港人寬鬆？又或者標準本身並無兩樣，只不過梁特十分愛國愛黨，此優點抵銷了彼缺點？若是前者，則今後香港的公務員上行下效，廉潔之風漸失不能免；若是後者，則特首以降，香港將愈來愈多極愛國而甚貪污的主要乃至各級官員。如此，試問黨中央如何對得起港人？如何對得起舊殖民政府？

（二）假如黨在此事上有所知而非全知，資料來源只是靠梁入閘參選之前「照肺」所提供的事件潔本﹝這個假設，稱作「弱式」（weak form）﹞。如此，黨中央面對西媒近日揭出而梁特沒有否認的事實，只要所持常理標準與港人的差不多，便一定會覺得被梁特出賣了，火光之餘，做法可有兩個：其一是，佔中大敵當前，絕不陣前易帥，只能打掉門牙和血吞，讓西媒勝一局，硬着頭皮也要護短保梁，寄望此人按黨中央意志順利解決佔中，然後將功贖罪。然則，這個做法也是以政治代替法治；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則廉署可收起招牌，代之以中紀委政法委而成為達官貴人可以操弄的貪腐維穩部也。

其二是，黨中央意識到受梁特所騙，決意去掉這個斗膽瞞上的「硬骨頭」（除了瞞上，梁氏更騙下，而且更嚴重，參選之前連給港人一個事件潔本也沒有。不過，這對北京而言，一點沒關係，民不可使知之也）。這樣做對平息佔中局面有幫助，但對最反梁人士而言，卻不一定最好，因為少了梁特這面活靶。試想，換作笑口常開的唐英年，推行的是同一條中聯辦發下的管治路線，佔中就不一定會開展得那麼如火如荼！

兩個假設一強一弱，哪個更貼近事實，見仁見智，筆者傾向相信後者。然則，黨中央經過這場教訓，對梁特一定「另眼相看」，說不定已生反感。現在還出來替他撐場的人，也許只是一些他的「哥兒們」。兩年前有一些大資本家支持他，拿他和曾蔭權、唐英年等人比，說他品格高尚，信乎？

上面談起唐英年，這裏補一筆。黨中央當時棄他而取梁，現在可能有悔。同是犯了僭建，唐的那一筆只不過揭發得早、規模較大，便使他與特首一職無緣；但現在揭出來的梁特麻煩事，有可能比僭建嚴重得多，因為事涉「裏通外國」：為了拿外國人的錢，冒着掉進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圈套也在所不惜，現在果然給敵人將了一軍，特府和北京都很被動。若此事兩年多前曝光，梁會即時玩完，何俊仁則根本沒有可能獲阿爺批准湊夠票，故唐英年縱有他那些污點也會贏。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有本身規律，沒料這次歷史的偶然成為顯性，卻九成繫於一個「騙」字上面。

「天知」：

梁與對家UGL 簽了合約，作出兩種承諾，一種是「不作為」承諾，即同意不成為UGL的競爭對手、不撬走關鍵僱員；另一種是積極承諾，同意為UGL 提供推介和顧問服務，以及支持UGL 收購戴德梁。合約在列出這兩個積極承諾之處，還加上了一句：providedthat such assistance does not create any conflictof interest（條件是提供此等幫助之時不會產生利益衝突）。這是否欲蓋彌彰之作？要明白這個，大家可記得，UGL 在事情曝光之後公開說，當時估計梁當選的機率很低，與梁簽合約是為了保證若梁不勝選而重回商界的話，不會阻礙UGL收購戴德梁或變成UGL收購戴德梁之後的競爭者。言下之意就是說，UGL 沒有企圖在梁當選的情況底下要求他幹一些有利UGL但與特首身份不相符或者是以那個身份幹起來很有效卻不正當的事。合約煞有介事寫進上述那句話，顯然是同一個用意。這就奇怪了。

如果真的想避免因梁當選而他竟然有所作為而產生利益衡突，最簡單穩妥而對UGL來說最低成本的做法，就是在合約裏寫明「本合約在梁先生競選行政長官得勝之一刻終止」。梁一當選，若他守法，就自然不能成為UGL的競爭對手，也不能積極作為，替UGL提供推介及顧問服務，也不能幫助UGL 收購戴德梁，UGL也不必答應付出合約中列明的那麼大額的款項；有關特首身份的「利益衝突」，便根本無從談起，彼此乾手淨腳。但為什麼合約不如是寫呢？合約在梁當選之後繼續有效，等於是留下一條可能導致嚴重利益衝突的尾巴，而UGL又得冒一些麻煩風險付予當了行政長官的梁氏一大筆錢財，為的是什麼？天知道。

最近，更傳出當時欲收購戴德梁的機構，除了UGL，還另外有一間天津金融國企，而後者所提出的收購價，竟比UGL高出1億英鎊，最後卻敗給UGL。若消息屬實，又怎麼解釋？梁在大陸有豐富人脈關係，當時更是戴德梁一個「含金量」極高的董事，董事局有權決定把公司賣給誰，而梁按合約有責任幫助UGL收購戴德梁。最終，戴德梁以低價賣給UGL，戴德梁的股東平白少得一大筆，而UGL現在正準備將戴德梁轉手售予美國一家私募基金TPG Capital，售價約是10億美元；若交易成功，UGL便淨賺差不多9億美元。控制天津那所國企的大小太子黨肯定看儍了眼，會否自此與梁結下樑子？

消息更指出，UGL是按照與梁的合約，在天津公司提出更高收購價的同一天，向梁支付了500萬英鎊的，而當時已經是在梁上任以後。為何都如此巧合？天知道。

估中運動轟轟烈烈，卻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給當權派誣衊為受外國指使。那邊廂，梁特卻在疑點重重下一再收受外國財團利益，後者對特區管治的影響，何止佔中者阻了幾條街所產生的？梁特對到立法會會見議員一事裹足不前，到底是怕得與議員辯論政改出路，還是怕回答議員提出他從UGL那裏收受巨額款項的各種質疑呢？你我都不知道。 氣短集之五十二《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020530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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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點

C02 18 .   信報財經新聞 

占飛

2014-10-16

忽然文化

世代之爭代代有

 

一場運動，引致世代之間、朋友之間的撕裂。許多人都為之痛心或唏噓。其實，二戰以後，青春文化興起，世代之爭已是常態。代與代之間，幾乎必有代溝。只不過通常都是事業有成的上一代掌握話語權，只有他們指指點點新一代年輕人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新世代只能啞忍。

到了出現大規模的社會變動（socialchange）時，新世代像同文練乙錚說的「華麗登場」，挑戰成年人的價值及行為模式時，成年人才察覺兩代之間的鴻溝，並慨嘆「撕裂」。其實，以前早有鴻溝，只是以前裂痕如冰山般藏在水下，成年人看不到，或視而不見，如今因為浮出水面而變得顯眼而已！

創造性抄襲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世代之爭是電視處境喜劇的好題材。無線的第一部本土處境喜劇劇集，便是1973年推出的《七十三》。製作統籌是許冠文，編導是葉潔馨。劇中，代表老一輩難民心態，怕事、保守、苟安的是劉一帆，飾演和稀泥母親的是李燕萍，頭髮長長、褲子窄窄的西化新一代是劉天賜，當年的「港女」是葛劍青。每集既諷刺時弊，亦反映兩代人對傳統和潮流的不同看法。這個每集半小時的處境喜劇由1973年播映至1976 年才結束。楚原還把它改編成電影《香港73》，賣座不錯。

電視劇集向外國劇集偷橋乃尋常事，只要是「創造性抄襲」，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有何不可？就算不能青出於藍，只要觀眾受落，便是功德圓滿。《七十三》的原型是美國處境喜劇《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 ）。此劇共播放了九年，1971-1976 年還連續長踞最高收視率五載，已成為美國經典電視劇之一。男主角的座椅還放進了博物館。

《全家福》的賣點正是世代之間的代溝和撕裂。男主角彭格（Archie Bunker）代表老一輩。

他是一家之主，信仰新教，保守，白人，二戰老兵，工人階級，住在紐約皇后區。雖然劇中沒有明言，但可以想像他必是投票支持共和黨。

他反對左翼、開明派和民主黨，歧視黑人和同性戀者，抨擊學生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反墮胎、反嬉皮，看不起年輕人和女性，習慣破口大罵老婆、女兒以及任何與他意見相反、政見不同的人。

彭格是個典型的頑固老頭，偏偏女兒卻是女性主義者，並且嫁了個深受六十年代嬉皮和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影響的男子。每一集，兩代人都為了種族、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問題而爭吵，互相嘲諷、最終當然是「床頭吵架床尾和」，兩代人願意「和而不同」，agree to disagree，留待下集再吵，不然也不成處境喜劇啦！

政治正確風

《全家福》經典的地方除了諷刺時弊外，還為當年世代之間的價值和意識形態衝突留下歷史紀錄。可惜，劇中有不少歧視少數族裔、宗教人士、同性戀者和女性的言論，在「政治正確風」興起後，電視台不敢重播，觀眾只能看DVD版本。

此劇的監製李爾（Norman Lear）承認《全家福》「創造性抄襲」BBC1 由1965 年播映至1975年的處境喜劇《廝守終生》（Till Death UsDo Part）。《全家福》和《七十三》照搬《廝守終生》劇中一家人性格：父親Alf Garnett是保守、頑固的右派草根階層，住在倫敦東區（East End），反對新移民、歧視猶太人，擁護韋斯咸（West HamUnited），敵對球會是托定咸熱刺（TottenhamHotspur），因後者有不少猶太球迷。

他的「冤家」便是他的女婿：一名左翼社會主義者和熱刺粉絲的猶太年輕人。諷刺的是，《廝守終生》的監製本意是借這個劇集醜化和奚落英國的保守老一代，不料許多老一代觀眾卻把這個老頭看成是正面角色。

二戰前後出生的「戰後嬰兒」（Baby Boomers）世代，帶來全球第一次世代撕裂，亦帶來幾部經典的電視劇集。可惜，今時今日，本地電視台已不復當年，無法再為「華麗登場」的新世代畫像譜曲了！世代之爭這條好橋，也難得有人「創造性抄襲」矣！

撰文︰占飛jimfly@hkej.com 

文章編號: 2014101653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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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19 19 .   信報財經新聞 

郭榮鏗

2014-10-14

專業為公

梁振英的兩個嫌疑和兩種反應

 

梁振英今回收受澳洲UGL 公司400 萬英鎊的醜聞，肯定比兩年前被揭發其大宅有僭建物更嚴重，因為今次涉及的不單是誠信問題，更明顯是有利益衝突，甚至極有可能觸犯刑事罪行。

雖然事件牽涉的人物和公司眾多，且屬複雜的國際收購活動，但要分析梁振英是否有犯法違規的嫌疑，卻只需要提出兩個問題便足夠，包括：

第一，2011年12月2日UGL與梁振英簽訂協議時，梁依然是戴德梁行亞太區行政總裁（至2012年1月尾）。在該協議中，UGL 承諾支付梁400萬英鎊，同時梁需要支持UGL 收購戴德梁行及不能表示反對。近日有參與當時收購的戴德梁行董事會主席、管理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戴德梁行的債權人蘇格蘭皇家銀行，均表示對梁與UGL的協議不知情。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作為戴德梁行代理人的梁振英在未經主事人戴德梁行董事會同意下收取利益，即屬犯罪。若梁振英無法證明他在收取UGL的400萬英鎊一事上得到戴德梁行董事會同意，則極有可能犯法。

第二，根據《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每位行政會議成員均須申報受薪工作、職位、行業、專業等。UGL的協議訂明，梁振英在未來將繼續向UGL 提供服務，UGL 在上周的聲明中亦承認，協議的有效期至2013年，即梁在擔任特首之後，而其中部分款項更是在梁上任特首後支付。至於梁實際上究竟有沒有向UGL提供服務，則不是判斷他是否需要申報的理由。故此，若梁振英無法合理解釋為何不向行政會議申報此項利益，則極有可能違反規定。

還有兩個迹象，可以讓大家有理由相信今次醜聞的真確性：

第一，回顧兩年前梁振英被揭發大宅僭建，他的反應是直接面對公眾，甚至帶傳媒到僭建大宅解畫，這當然不是出於他經常掛在口邊的「開誠布公」，而是說到底，即使僭建屬實，也不是什麼大罪，所以他才對僭建直認不諱；然而今次他卻以政府新聞處代發聲明，即使見傳媒也只是接受一家媒體獨家訪問，分明是在逃避。

第二，揭發今次事件的澳洲記者透露，梁振英曾於消息曝光前發律師信給他，要求不要刊出報道，回顧上一次梁振英向傳媒發律師信，是去年2月練乙錚先生在《信報》發表一篇題為「誠信問題已非要害，梁氏涉黑實可雙規」的評論文章，分析梁振英與黑道的關係及其政治後果後，梁振英即發律師信予《信報》和練先生，要求收回文章及道歉。如此發律師信去恫嚇傳媒和評論員，無非是要人噤聲。

綜合梁振英上述兩個反應，不用什麼心理學或犯罪學理論，單靠常識就足以推論，企圖以逃避和恫嚇的手段讓傳言不了了之或自動消失，反而在在顯示傳言是事實了。作者為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

文章編號: 20141014530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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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4 20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0-13

氣短集

是否革命？林鄭縮沙？運動失控？能否佔立？

 

佔中運動進入第三周，氣勢不繼的，似乎不是體力疲乏戰意卻繼續高昂的學生，而是被揭收受巨額錢財的梁特和忽然縮龜不敢對話的林鄭政改三人組。往前看，政府不一定是贏家。

一、佔中與革命西媒把佔中運動封為「雨傘革命」，引發了北京一陣鎮壓衝動及一些本地人士的虛驚；梁特乘勢發難，以87 顆催淚彈代替胡椒噴霧，於是雨傘也不管用，彼西人說的「革命」就當然「撐」不下去，萬千群眾卻起來了。此「二次革命」，並非毛澤東喜歡搞的那些奪權遊戲，卻類似劉少奇說的爆發自靈魂深處的那種認識上的和平演變。中共驚魂稍定，大概知道了是什麼回事，才稍安毋躁。

革命性質林林總總，有階級革命、土地革命、寧靜革命、科技革命、性革命、互聯網革命、供應鏈革命，等等，多得很。其實，「革命」這兩個字，在傳統中華歷史和文化意境裏，一直是無比高尚的，直至中共搞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污名化了（好像沒有什麼好東西到了中共手上是不變壞的）。

「革命」一詞的本義有多崇高？讓我們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上看看。兩三千年前，中國先後發生了兩件大事，《周易》64卦的第49卦（革卦）的彖辭對此有簡單扼要的論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所謂「湯武革命」，即湯放桀、武王伐紂那兩回事；順乎天、應乎人，便是早期儒學對這兩回事的評價，後世整套儒家思想建構出的政統和道統，便是以《周易》的這一句話十一個字為基礎。

史上對這兩起暴力推翻政權的事不是沒有爭議，帝王與士庶民之間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孟子．梁惠王下》有如下對話紀錄：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很明顯，齊宣王把湯武革命視作臣弒君、犯上作亂，孟子卻不同意，認為鏟除賊害仁義的暴君，概念上和弒君有根本區別，是善舉。

大家由此可以看到一個事實：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在它的源頭上，卻是對兩次暴力革命的歌頌。

這點很重要。大家都明白，佔中運動只不過是要求政權履行承諾，讓香港人自己搞自己的政改，而不是要推翻什麼政府奪什麼人的權；但筆者同時認為，為了袒護反仁義的專制政權而把一切抗爭行為歸類為革命，繼而把「革命」二字任意污名化，是一種極之要不得的當權派劣行。

二、包容與鄉愿之別不過，儘管儒家歌頌湯武革命，卻並不要求任何人參與革命、當烈士。面對反仁義的暴政，個人對政權採取什麼態度和行動，儒家持一個開放的立場。

在《論語．微子》裏，孔子評價了商殷末年三位反對紂王的名臣：微子、箕子、比干。三者之中，比干最激，犯顏直諫，結果身死不特已，還遭滅門之災；箕子諫得也很激，被紂王關在牢獄裏，淪為奴隸；微子最溫和，認為紂王無道，諫之不聽，便辭官而去，體現了「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明哲保身」哲學。可堪注意的是，這三個人並沒有像周武王那樣起義搞革命，但孔子一律稱讚：「殷有三仁焉」。

不僅如此，就算是面對不義的人君，不效法伯夷叔齊微子那樣歸隱山林而像柳下惠那樣傾向於留在朝廷裏做官，固然就是所謂的「辱身降志」，但只要能夠秉公辦事守住底線、分清善惡不當鄉愿不怕炒魷，孔子便也一樣推崇，認為「無可無不可」。這點孔子在《論語．微子》的最後幾段裏，交代得很清楚。

筆者認為，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儒學傳統裏的這種對同志的開放、包容，對今天任何派別的社運人士而言，都很值得參考。

三、林鄭why縮沙？特府周四突然宣布終止與學聯接觸，讓已然同意進行的對話胎死腹中，給出的理由卻牽強得可笑──有人再倡議搞不合作運動。學生一直要求政府對話談政改，無奈政府出爾反爾毫無誠意，於是民情激憤，民氣再度聚集，顯示佔中運動並不如一些當權派說的那樣後勁不繼。民眾休息了幾天，一有需要，可以馬上再度動起來，能量不缺，甚或可能升級、擴大佔領區。然而，為何林鄭臨陣退縮？

坊間普遍認為，特府忽然終止與學生對話，主要是因為梁特的私人財政出了問題，涉嫌於上任後不當收取一筆為數約5000萬元的錢財。這筆款項背後的合約指明，梁有責任向對家機構提供建議及推介等服務。這一點引伸出一系列問題：合約是在梁宣布參選特首後幾天才簽訂的，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可能呢？梁特上任後，有沒有按合約向對家提供某些服務呢？若有，那就是梁特兼職賺外快，不當，現應悉數向香港市民披露；若沒有，那他是如何履行他那一方的合約義務的呢？

對家為何還要遵守合約，如期給他支付那筆龐大的尾數呢？另外，有關消息顯示，合約所涉款項，是從另一有關的公司整體股權轉移交易價中扣除的，但受影響公司的一眾股東卻對梁氏所簽的合約從中取走巨額款項一事並不知情；這就可能牽涉到商業誠信問題。此事本來與政改、佔中無關，不過，如果在特府與學生的公開對話過程中有人以某種理由提出，就算林鄭馬上頂回去，對梁特而言也是非常尷尬。如果是為了顧全梁特的面子，特府不惜把佔中的解決進一步拖慢，那是十分對不起市民的。

另外一個導致林鄭叫停與學生對話的原因，恐怕就是特府自己定錯了對話題目，竟然安排了在第一輪對話中討論「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這個「法」方面的議題，從來都是北京及特府在政改問題上的軟肋，因為香港人習慣講法治，所有與「法」有關的論述，其中包含的道理和事實，都務求嚴格清晰，不能以權大氣粗仗勢欺人的說話方式代替，管你是人大常委還是黨中央。因此，筆者推測，首輪對話的題目，是那些插手香港政改卻又不懂香港事務的北大爺們替林鄭等一線對話官員們定下的，以為一擺出白皮書、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議，學生一方就啞口無言；殊不知香港人對北京否決「公民提名」的憲法和法律解釋的要求很高，而且反駁的法理彈藥充足。

經過17 年的努力，一般港人對「祖國國情」的認識早已十分全面深入，甚至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掌握，已經超乎當權派的水平。就連筆者這個「不讀書、不看報」、沒有機會接觸人大政協袞袞諸公經常接收並熟讀的第一手官方國情資料的小市民，也清楚而準確知道幾點大陸現行的《選舉法》和《組織法》裏列明的法律條文事實：

一、大陸的人大代表直選機制，包含「公民提名」，而且門檻很低，只需10個選民聯名，便可提名一人參選上一級的人大代表議席；

二、大陸的省和直轄市等各級地方政府首長的產生機制，包含「代表提名」，只需30位同級人大的代表書面聯署，便可提名一個候選人參選省長、直轄市長等領導職位（放在香港的話，這好比每3個立法會議員便可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

三、處理人大代表或政府首長候選人名單的委員會只是事務機構，完全沒有諸如投票決定或否決某位候選人「入閘」的實質權力。

試想，若在本來應該舉行了的首輪特府與學生對話當中，學生代表提出上述事實，要求林鄭等官員解釋，為何「公民提名」、「代表提名」在大陸是理論上合法的民主程序，在香港反而變成萬惡的違法行為、不能算作民主程序呢？大陸的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理論上沒有實質權力，香港的卻能「無中生有」呢？這些法律問題一提出，在鎂光燈之下，恐怕啞口無言、招架無力的，是林鄭政改三人組。

於是，縮沙之後的林鄭，只能在對話場外繼續拿人大常委決議對着大氣放空炮而不與學生代表短兵相接辯論法理。也許她需要時間請救兵，找中策組的師爺及大陸的北大清華諸「護法」教路。不過，那是注定徒勞無功的。筆者估計，特府不會再提對話，就算硬着頭皮再來，大概也不會蠢得主動談政改的法理基礎了，因為那等如自己找死。

一個政府若是有權而無理，官員們站在大眾面前說話的時候，樣子其實很可憐。如果還有最高領導人的一些私人錢銀誠信問題從旁困擾令輿論譁然的話，則挖個沙洞縮進去藏起來，的確會好過一些。

四、是否失控？能佔立會？這裏談的不是目下佔中者應否像台灣太陽花學運那樣佔領立法會場，而是想問，當佔中新世代中人愈來愈多達到法定年齡之後，要不要參選立法會，能不能勝出，佔領議席。

新世代抗拒政黨，便是泛民政黨的人，尤其是有頭有面的那些，近日在佔領區出現的話，年輕人準會「一見彈開」。這是因為新世代重視獨立思考和自主行為，不想被任何人擺布、牽着鼻子走。這個世代的人喜歡鬆散平等自由的朋友圈子，絕對不適應動不動以「黨紀」規限成員話語和行為的政治組織。但是，傳統的政治理論認為，政黨是民主政治裏的選舉機器，沒有一部像樣的這種機器支持，個別公民能夠勝選進入議會的機會微乎其微。

然而，佔中運動不按本子演出，卻精采燦爛，不僅表現出驚人的動員能力和組織效率，還能曠日持久兼打游擊戰和陣地戰，清場警察對此沒奈何，就算有政治命令下達了要以更強武力鎮壓清場，也不知從何着手，而且須付的代價極大。當權派及其媒體於是把狀況描繪成「失控」、「混亂」、「群龍無首」、「唔知點收科」，殊不知這個運動自發出現的分散組織形式，不受控而自控，無首而多首，亂的表面包含着動態的序，正正是其最大優勢。

設想沒有這種組織形式，整個運動由一個一元化機構領導，由少數人指揮一切，則很容易失敗：只要政府強行作砍頭式鎮壓，一舉把幾個運動的最高領導逮捕，或者僅僅是用電子方法切斷這個領導組織的電子通訊渠道，運動便會全線潰敗，所謂蛇無頭不行。但新世代完全不來這一套，他們三五成群、三五十成堆，於有政治行動需要之前已經自然地有機存在，有各自的內部訊息網絡，成員之間深度認識、彼此信任，還有某種程度的家庭支持，所以一旦政治動員起來，一個個都成為最靈活、最有韌性、最難消滅的行動組織；這些組織之間有鬆散但高效的電子平台提供橫向聯繫，一旦出現一個大家都可以認同的號召，便可極速連成一氣，源源不絕一波又一波出擊、休整、再出擊。

佔中新世代一出台，便把這種新的組織和動員模式發揮到完美極致，以至老一脫的社運模式、政黨動員模式，幾乎完全不起作用。事實證明，這種社會運動的新的組織形式能夠有效佔領公共空間。下一個考驗是，同樣的組織形式或其某些變種，能夠幫助新世代佔領關鍵的議會議席嗎？ 《氣短集》之五十一《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013530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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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時事

A28 21 .   信報財經新聞 

沈旭暉

2014-10-13

平行時空

現實主義看佔中：我很不放心

 

本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

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撰文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

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失望，對催淚彈的使用難受，但亦不喜歡一些同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警察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中國為何不信西方民主？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什麼北京不給泛民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什麼中國本身不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思考模式確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須有一個前提，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

這類例子很多，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

這些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

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分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由上述分裂主導。

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主流思想，且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

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分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職責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會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滙款援助，這屬國家外交層面，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對港對美政策 中央已掛鈎至於什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的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鈎，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但這樣一掛，也可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受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

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便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不中聽的話：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二之一]

沈旭暉《信報》主筆（國際） 

文章編號: 20141013530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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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3 22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0-09

「公民提名」大陸也有 「經濟崩潰」不值一哂

 

特府官員在政改諮詢過程中，一直說不出「公民提名」「兩不」（不符《基本法》、不是民主程序）的法理，只能學着國務院政改《白皮書》裏的內容講空話，以勢壓人。引發大規模佔領運動了，又以「佔中導致經濟崩潰」論恐嚇港人。兩者都說明特府江郎才盡。

一、大陸選舉可以「公民提名」，為何香港不容？學生即將開展與特區政府的政改對話，第一場的討論議題定作「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好得很，代表們應該不惜一切爭取普選特首方案包含「公民提名」。港人熟知台灣大選容許公民提名，卻不大留意大陸也有；後者（無論怎樣陽奉陰違了）正好提供港人此番爭取民主提名權的一個切入口。

「公民提名」在大陸的各級人大選舉法裏清楚存在，所以是一種完全合法的民主程序，只不過大陸不用「公民」這個詞，而稱作「選民提名」（基層人大直選）或「代表提名」（縣以上的人大間選）。而且，人大採用這種提名辦法的門檻十分低，只需十位選民或代表推薦，便能成為候選人。對此，大家不必覺得奇怪，共產國家的憲法都寫得很民主很寬鬆，例如前蘇聯的憲法寫得簡直前衞，一般認為是全歐洲最開放最文明的憲法，但實踐記錄卻是另一回事。

大陸於1953 年訂立《選舉法》，文革之後的1979年作大規模修訂，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七九版本中的第二十九條講選舉提名，本來沒有「選民提名」、「代表提名」的辦法，其後在2004及2010年的修改版裏，都加進了，並且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的規格宣布的。

2010年宣布修改的文本這樣說：十、將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聯合或者單獨推薦代表候選人。

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註1】

如此，「公民提名」的法律地位及作為一種「民主程序」的合法性，已經無可置疑。此前京港官員及其支持者指摘「公民提名」無法理基礎的說法，根本沒辦法成立。學生代表於特區官員對話之時，可提出這點，要求對方確認。

當然，當權派可以賴皮詭辯，方法有二。其一，聲稱在「一國兩制」之下，大陸的法理不適用於香港。不過，這個說法用在這個場合，港人絕對不會接受，因為按一般理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原則就是，香港的法律要比大陸的寬鬆；

如果特府官員要反其道而行，香港人就要反枱。其二，聲稱上述大陸的「選民提名」、「代表提名」，是用來選舉各級人大代表的做法，不能應用於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的選舉上面。好，那麼我們再看看大陸本身的法規在選舉地方首長及其他最高級地方政府官員方面如何界定。

大陸於2004 年最後修訂了1954 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簡稱《組織法》），其中第二十一條如是說：「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十人以上書面聯名，設區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二十人以上書面聯名，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書面聯名，可以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領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

【註2】

這就有趣了。香港特區的行政層級與省、自治區、直轄市大致相若；如果比照廣東省人大現屆七百九十名代表當中的任何三十人便可書面聯名提名省長候選人的話，則按比例，香港立法會七十名立法會議員當中的任何三人書面聯名，便可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了。

如果京港官員硬要無理取鬧否定「公民提名」的話，那麼，改為以如此低門檻的「議員提名」（大陸叫「代表提名」），香港市民大概也可以接受呀！

再者，大陸的法律是如何規定提名委員會的權力的呢？在上述大陸的《選舉法》裏，相應的機構稱作「選舉委員會」，是完全沒有所謂的實質提名權的；該法第三十一條列名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內容和權限：「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由各選區選民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選舉委員會滙總後，在選舉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並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論、協商，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由選舉委員會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對正式代表候選人不能形成較為一致意見的，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所以，這個委員會只有事務責任而無決定候選人名單的實權。此外，大陸的選舉過程中，沒有其他關鍵的委員會了。

毫無疑問，京港當權派發表的政改《白皮書》、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議，否定了「公民提名」作為一個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把確定特首候選人名單的實質權力收歸小圈子「提名委員會」所有，是一個既完全不符中國大陸法理、更徹底違反「一國兩制」精神的劣行。

前不久，有董建華年代的紅色高官說，如果香港是直轄市，選舉法規就可以寬鬆一些，指的大概就是上述事實。這就真的豈有此理！原來，港人三十年來支持《基本法》、「一國兩制」、民主回歸，到頭來得到的政治待遇，竟不及大陸的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這到底是港人愚蠢，還是中共的騙術高明？

順便一提，大陸的法律縱有上述「選民提名」、「代表提名」的辦法，也不表示其體制很民主，因為她有起碼八種其他的手段和安排，足以抵消此二法的民主性。筆者附上「百度百科」的一篇詳細介紹和深入討論大陸選舉法中的提名問題的文章給讀者參考，裏頭便列出了那些手段和安排【註3】。

二、佔中有經濟影響但GDP無大損經濟的體質愈好，愈能夠抵受各種突發的外來衝擊，問題是不少人計算衝擊的影響之時，會有各種各樣的偏見和無知，結果會誤導。例如，親政府的一些商會計算佔中導致的商戶生意損失，就只算現場商戶的損失；但就算那些商戶給的數據老實不假，這樣算法也大錯特錯。下面談談林林總總的謬誤，以及正確的看法做法。

佔中對總體消費的影響，可能正可能負，筆者的估計是接近零。佔中發生的地區，商戶總的來說會在佔領期間少做生意，但首先有四點要注意：

（一）有些商戶做的生意反而多了，例如在旺角佔領區附近的一些小食店，通宵達旦的生意也十分旺盛，肯定比平常多了。

（二）有些消費不在佔領區發生，就會改在其他地方發生，而不是消失了，例如有些人本來要在中環酒店吃下午茶，交通停頓了，就可能改在尖沙咀。

（三）佔中期間不消費，過後大都會補回來；約老朋友聚舊因佔中告吹，可以改期。

（四）有些消費有定時定點供應，錯過了就沒有了，即使如此，受影響的個人的消費水平也不一定下降，因為省下來的錢可在其他方面用掉。例如錯過了銅鑼灣某齣電影，消費者就可能把錢和時間花在買化妝品上面。

從參與運動的人士的消費變化看，也有三點值得留意：

（五）他們的消費內容可能在佔中期間有大變，但總的消費金額不一定減少，可能反而增加了，例如佔中者可能要多買黑色T 恤、太陽帽、防曬膏、摺扇、解渴及提神飲料，少看電影、燒烤、遊船河等等。（六）對運動參與者來說，這一兩周非常重要，有需要多消費一點也值得，所以期間的總消費額可能增加了。

（七）佔領區內的消費品供應，如茶水糕餅、保鮮紙、口罩、簡便雨衣等等，很多是其他人購買之後捐出來的，對佔領運動的人來說是免費的，因而消費量特別大（因為邊際效益大於自己的邊際代價，後者等於零）。

外地遊客在港消費量變化，則要留意下列幾點：

（八）這個月不來香港去別的地方，可能下個月或明年也要來。

（九）有可能大陸人對佔中有興趣，反而會多一些來港見識見識。事實上，十一黃金周陸客入境數字確比去年高了2.2％（見昨天《明報》專訊）。

（十）佔領區的酒店空房率上升，位於非佔領區的酒店空房率就可能下降；其他消費亦然。

簡單說就是，消費活動有時與空替補的可能性，佔中很影響消費的地點、時間、內容，但總消費額，如果看季度或全年數據，影響會很輕微，而且可正可負。因此，商戶之間儘管會有利潤轉移，但因為總消費受的影響不會大，商界總利潤變化也會接近零。其實，這個推理背後就是經濟學裏常常引用的「消費趨平理論」：一般人的消費時序都是很平穩的，若有短期波動，之後的消費行為會傾向抵消這個波動，以至在較長的時段裏看，平均消費水平不會變。

消費是需求方面的活動。如果從生產或供應角度看佔中的影響，又如何呢？分析也差不多。生產若是在佔中時期拖慢或停頓了，以後可能會加快，例如要求工人超時生產，把損失了的供應量補回來。截至今天，除了有若干佔領區內商戶提早收工，卻未聞業界大規模停工的消息。

另一個片面的說法，就是佔中日子愈長，對商界影響愈大。經濟學101 告訴我們，某變化的時期愈長，需求及供應的彈性便愈大，替代方案便更容易出台、落實，地區之間、消費類別之間的此消彼長或更明顯，但整體市場的供需水平卻會更平穩。

佔中的確能引致一些短期效率損失，如消費者選用次優的替代產品、生產者採取次優的供應鏈、交通工具要繞道等等，但若替代方案在較長時間裏能夠改善，效率損失反而減少。這正正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奧妙處。一些人出於偏見或無知，提出佔中對個別業界或GDP影響的天文數字，主要是因為未能全面正確考慮上述因素。

【註1 】大陸《選舉法》2004 年版本見http://www.jincao.com/fa/01/law01.32.htm；該法1979 年原來文本及2010 年修改決議見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87.htm?fromtitle= ??法&fromid=6923068&type=syn。

【註2】中文維基文獻由此法成立以來的歷次修訂版本，2004 年的版本見http://zh.m.wikisource.org/wiki/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人民政府?织法_(2004年)。

【註3】有關大陸選舉的提名權問題見http://baike.baidu.com/view/342668.htm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009530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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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18 23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10-06

梁特彈壓狂態畢露 佔中世代華麗登場

 

佔中十日前提早發生，筆者趕到現場，警方已經採取「適」度暴力對付民眾，但效果卻「適」得其反，佔中人數和地點都激增，於是只好讓黑惡勢力慣性地出來攪局，聊挽頹勢。此包含兩個「適」的博弈平衡，充分反映統治者的蠻與愚，以及民眾的智仁勇。京港當權派威風凜凜不斷聲稱「人大政改決議有法律效力不可動搖」，說穿了，最後支撐唯警棍、流氓與催淚彈。

跟着的幾天幾夜，筆者和萬千民眾一樣，非法走遍坐遍、累了睡遍銅鑼灣、灣仔、金鐘、中環、尖沙咀、油麻地、旺角；極目所視，滿街上八九成都是八九十後年輕輩；傾談之後，發覺還有很多畢業不久的專業人。港人爭取民主自治處於劣勢，但時間顯然站在「 佔中新世代 」這一邊。

不開槍則已，一開槍，管你是空心彈橡皮彈還是催淚彈（特府輕巧地稱作催淚「煙」），統治者與被射擊的民眾就結為仇敵，永遠無法開解，除非是民眾死光，或者統治者承擔罪責。這無論是北京的八九六四、韓國的光州事件，還是美國越戰期間發生的肯特州立大學事件等等，都一樣。彈壓佔中已經發生，受襲那一方的的民眾都年輕，全部死光要幾十年，所以如果北京想好好解決長遠管治問題的話，現在搬掉梁振英、順應港人意願搞政改是唯一辦法。不過，採取這個辦法，可能引起大陸各地發生革命；以中共目前的那種外強中乾，絕對承受不起（這就是為什麼大陸沒有全面深入的關於佔中的新聞報道，黨報上的罵街文章卻真不少）。梁氏政權的催淚彈把香港打進死局了。

佔中成社會分水嶺

無論佔中怎樣收場，運動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個分水嶺，人心已經背向，回歸本土，沒得回頭。這好比1967年港共被港英鎮壓，在左派心中結成的仇恨，並不因為港英管治質素提高、香港成為富裕社會而有所消減。然而，當時的港共是極少數派，絕大多數市民都站在港英那邊，所以少數一方心中的長期敵意，並不影響管治。佔中這一次的大不同處，在於與政府結了怨的民眾是大多數，特別包括年輕一代，而且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是未來社會支柱；而另一方面，政府最高統治者乃「北京催谷出來的689」，即就算在本地當權派之中也只有少數人支持。這就對未來的管治有莫大影響。

當然，北京對港人這種背向並不會覺得怎麼不安，六十五年來在大陸與共產黨背向的人數也不知多少個億，只要武警加解放軍的子彈鎮壓得住，與之對立的人數多寡，根本無所謂。然而，採取這種態度始終不是上上之策，因為難保到哪一天拿槍的不會掉轉槍頭，像當年的阿爾巴尼亞。

半年以來發生的事，讓佔中世代的市民清楚看到一些政治大趨勢：

一、由於北京背棄九七承諾，京人透過中聯辦治港，全面操控政改，特區自治權利已無足稱道。由梁振英以降，特首的角色就是接受京人指令、發揮黨國意志，僅此而已。換言之，香港正在逐步淪為梁愛詩鬼拍後尾枕所說的「直轄市」。

筆者估計，快將壓到港人頭上的香港直轄不會是什麼「高度」直轄，而是完全直轄，先政治，後經濟。香港將來的主要作用，除了配合大陸經濟發展的需要，就是服務大陸統治集團家族的龐大海外利益；兩者都不是過去的「積極不干預」自由經濟模式所能做到的，因此北京要替香港經濟做大手術。然而，植入這些根本變化，並沒有市民的普遍授權。

二、任何特府高層官員及其他決策層中人，包括行會非官守成員等，都已經喪失個人意志，完全不能代表港人政治利益。莫說管治大事，便是偶爾流露的一些情緒，也必須政治正確符合京意；「自我」，剩下的不過是一具政治行屍走肉。

大家看到羅范椒芬上周自己公開「打倒昨日之淚」，就之前在媒體鏡頭之下表現出的悲傷的涵義，作了肉麻的一百八十度扭軚詮釋，便知這批統治階級中人已無普通人性及自己的獨立人格可言。這類人，不少有大量在港在陸帶紅色的家族經濟利益要維護，以後再擺出什麼代表港人的姿態，也不可能取信於年輕一代。

三、特區公務員包括紀律部隊，急速失去以往的技術官僚和專業形象，成為政權能夠隨意指使的政治附庸和鎮壓工具。這個變化有兩個機制。以往，中共只是能夠以極為隱蔽的方式派員滲透政府機構。九七之後，主要的政治障礙去除，往後進一步便是予取予攜，紅色子弟兵進駐政府所有僱員層次。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如此變質，對大多數受高深教育的佔中世代而言，「公務員」將愈來愈成為厭惡性行業，其高質素的來源減弱。

公務員隊伍色彩逐漸染紅，質素下降而庸才漸多，AO 文化讓位予黨小組文化，烏煙瘴氣累積，最後成為港人無法認同的「人民政府」，跟大陸地方政府一樣，與絕大多數市民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各種性質的「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

四、港英政府建立的「吸納政治」制度，經歷曾蔭權時代的「親疏有別」做法而走下坡。至梁特上台，市民替政府工作出任公職已經成為不甚光釆的事；吸納對象不僅要有相當勇氣，還得費一番勁向友儕解釋，即出現所謂的「何喜華現象」。八十七顆催淚彈齊發，佔中世代精英的思想感情便與特府完全背向，怠無疑問，學民上周在金紫荊廣場背對升旗禮便是最佳象徵。

所以，佔中之後，這個以吸納異見分子進入決策過程、從而達致廣泛管治認受性的制度，將很快壽終正寢。上周「三十會」有成員公開退出社會企業公職，可謂一葉知秋。

特區政府變外來政權

此後，年輕人當中，還願意無償服務於一個壓彈和平示威者的政府的人，即可能被視為政治蠱惑仔╱女；任憑京港統治階級力量如何龐大、管治資源如何豐富，也不能扭轉這個民意趨勢。吸納精英的渠道滅絕，特府愈來愈成為一個缺乏認受的「自己人」圈子，求仁得仁。

四個因素相加，不待假民主上場，在佔中新世代心目中，特區政權已無異於一個外來政權。

激化民情、令更多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固然是那八十七顆催淚彈，但面對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梁振英的極端對應策略卻是最大的彈壓原動力。不過，為何這個特首採取如此極端激進的對策，竟部分應驗了對手唐英年兩年前的一個指控？我們來做一簡短分析。

特府當然可以把彈壓的責任推給警方中層的臨場決策者，但如果沒有一個來自最高層的政治指導原則（所謂的playbook），哪個警方中層領導有權有膽量在運動一開始、在條件非常不充分的情況底下下令彈壓的呢？誰寫了梁特的那本鎮壓playbook？

梁特享有的政治支持，來源有五個：中聯辦、傳統港共、特區政府公務員、部分商界、新界勢力、灰色團體、部分流氓無產者、智囊團（特別指政府內部的中央政策組及其背後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哪方成員最會傾向於向特首提議彈壓佔中群眾的呢？

中聯辦的官員，說得好聽點，都是官僚，而官僚的通性就是講實際；陸官派到香港是「執到寶」，誰也不想工作上出亂子，下半世呆在香港平平安安逢年過節勉為其難收點中央最近不贊成收的「果籃」便很好，愛國不過是嘴巴上的事業，一點不難。

你道這批官僚提議用催淚彈？萬一（果然！）反彈，北京檢討工作，說你極左，調回大陸去，那就金盆洗手，划算嗎？絕對不。所以中聯辦在這種問題上的指導，只會是模棱兩可，不會比梁振英極端，也明顯不及早已不幸調回去的陳佐洱那麼口出狂言。

傳統港共，搞鬥爭出身，不少還是搞左派學生造反起家的，懂策略，深知群眾不可侮、學生運動不可壓，愈壓愈糟糕（毛理論如是說）。所以當學生群眾起來了，當權派中第一個喊「保護學生安全是第一任務」者，是老左派曾鈺成，調子與梁振英不斷以暴力恐嚇佔中群眾完全不一樣。論動機，傳統港共的這個調子有多少是出於愛護學生很難說，但起碼會認為用催淚彈鎮壓不划算（事後證明那也是對的）。所以，鎮壓令不會來自港共老左派，這些人只會公開輕聲附和，少數或會在私底下提醒當局不能過分，但影響力有限。

至於特區公務員，筆者從親身經驗、在近距離觀察體會到，乃是可以用「到底還有一點道德人性的官僚」來描述的一群；平常做事，有利升職的唯恐不及，無則拖拖沓沓，但若要為北京在這裏殺人放火，卻絕對不會幹，敢說包括事後替政府緩頰的葉劉氏等。況且，彈壓對象大部份是香港學生，說不定倒在血泊中的是自己親戚朋友的兒女。

誰撰寫鎮壓playbook

商界出於商人圖利本性反佔中，自然不過，但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全城陷入全面恐慌，外面的觀感變壞，資金就要逃跑，經濟可能衰退，對他們的損害，會比因為佔中和平繼續因而少做幾天生意嚴重得多，絕對不划算；這個分析對在港紅色資本而言，一樣成立。所以，大家見到，現在大力支持警方使用「適當暴力」的商界，都不是大財團，而是一些須作某種程度政治表態、可以被北京輕易壓服的小商會；其他的，連金融界在內，不少都認為佔中有影響，但不大。

新界勢力，從來都是十足機會主義，有利鄉紳的就支持，否則免問；中環或其他地區遠處有少數商戶受影響，對他們來說，長期短期都是身外事，反而一旦流血出亂子地價跌，對他們中間大量的大小地主都無好處。此輩口頭反對佔中一定會，但出謀獻策打壓卻無很強動機。

灰色團體的確唯恐天下不亂，出來幫港搗蛋者，更像是些亡命之徒，不過，梁特再蠢，也只會以這些團體為工具，不會以其意見為依歸（岔開一點說，大家可留意，法輪功網站最近以大量圖片證明、揭發了一個頗為有趣的事實：有一次穿上冒充法輪功黃色制服衝擊該團體某「真相點」的人，正正就是去年打着龍獅旗衝擊解放軍總部的那兩個。這些就是政治工具人，充當打手、執行毒計者）。

那麼就剩下梁府的智囊了。這部分梁派人馬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早在政府內外廣為人知，最近更增聘了一批大陸來的黨國主義者當研究員。上述梁特的五大政治支柱當中，為他撰寫鎮壓playbook的，捨此其誰。

綜上所述，兩點十分清楚：梁特把持之下，特區政府愈來愈自我孤立，而在佔中運動過程中企圖彈壓清場的暴力手段，更是來自一小批比港陸正牌左派更極端的梁粉智囊。香港七百多萬市民的命運，眼看就要被梁特加這麼幾個極端人騎劫。

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個情況不會很快改變，卻造就了它的對立面。極少數派在一邊，另外一邊當然就是市民的絕大多數。而對着後者，少數極端派使出暴力，卻把萬千學生群眾從沉默中打出來了，遍地開花，佔中三老連睡夢中也不會出現的圖像竟應聲浮現。

你看這「佔中新世代」，額角帶着血絲從容微笑華麗登場！《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1006530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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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消息

A23 24 .   信報財經新聞 

丁望

2014-09-30

中國21

阿爺主導港局 圍堵之役失效

 

對於香港的和平請願，北京官方封鎖消息。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是關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出版發行，第八版是推銷的宣傳文稿；除了港澳辦的聲明，沒有香港學生罷課、市民和平抗爭的訊息。

一系列的「習講話」，突出他的執政「主旋律」：領導權威，絕對效忠（或稱「絕對服從」）和「強黨強軍強警強維穩」的威懾。這也是他主導香港政局的取向。

應對香港的九月社會抗爭，主導權在北京當局；臨場的應變權，則在香港特區政府。

北京的「六一○白皮書」稱，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有「全面直接管治權」。按一黨領導體制的特點，其管治權的運行模式，是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

有外國媒體稱：「習近平正密切注視香港的一舉一動，香港警察究竟是否有新一波的清場行動，是否會再度使用催淚彈，是不是要用橡膠子彈，或是進行清場鎮壓，都要經過北京的批准。」

習的管治權，是否具體到催淚彈、橡膠子彈不得而知，但掌控「港局」主導權確是事實。

從香港九二二大罷課以來北京的宣傳攻勢去觀察，北京當局應對「港局」着力於樹立、保持領導權威（家長權威、長官權威），維護人大「八三一決定」的權威地位；以「我說你聽」的毛式訓話方式，要港人絕對服從。

香港許多學生、市民卻不願做絕對服從的馴服工具，參與罷課或名為「公民抗命」的和平請願。這種逆反現象，突顯「我說你聽」的訓政在香港行不通。

應對九月的和平請願，京、港當局採取的圍堵策略也失效。所謂圍堵策略，一是警方不給和平請願團體「不反對通知書」，把他們的抗爭定位於「非法集會」；二是不開放政總的公民廣場，使他們缺乏靜坐請願的場地。

在牆角困境之下，學生、市民只好在街頭尋找站立的空間；抗爭的方式，也由構想中的靜坐轉為流動式。這是「公民抗命」的大面積擴散（從金鐘、銅鑼灣到旺角）。

當局如開放公民廣場，讓學生合法集會靜坐喊口號，反而可避免街頭流動抗爭的擴大。請願者是和平理性的，並無群體性的破壞公物和商店、攻擊警察，卻有請願者收集好垃圾袋，以方便清道夫。當局指令警察施放催淚彈是否恰當（是否使用過量），引起社會爭論。

在請願者高舉雙手表示非暴力抗爭之下，手持槍枝的武裝警察擺陣，是否展示武力以保持「領導權威」？也引起議論。二十九日的《練乙錚：氣短集》專欄，描述富霸的耀武揚威：「富霸家門護衛森嚴，武家丁手拿大棒一字排開，非常威武。」這也正是香港二十八日的場景，可嘆！

丁望 

文章編號: 20140930530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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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2 25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09-29

氣短集

學生^老坑 。 雙十v十一 。 許官^廖暉

 

有窮苦人不甘受富豪惡霸欺詐了工錢，大着膽子跑到那個富霸家門口呼喊還我錢來；但見富霸家門護衞森嚴，武家丁手拿大棒一字排開，非常威武；也有幾個食客和穿青布長衫的站在門邊一個調兒擋駕吆喝：「喊啥也沒用的，咱老爺子說一不二，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你們不趕快斂聲滾蛋，當心咱哥兒們的大棒子認腦瓜子不認人呢！呸！不識好歹。」

一、盤點近期社運領導的章法一年來以佔中為壓軸的政改社運，有關其目標和意義的討論，已經很深入透徹，今天和大家談談此運動操盤者的章法。先談社運學生翼最近的，再談老坑翼一直以來的。

地點選對了—學生選擇政府總部作佔中序幕的突破點，有其象徵意義。號稱「門常開」的特區政府，在部署整個政改運作的階段裏，除了說「不」，其實什麼實質的話也沒有說，諮詢也是假的，根本是一直與北京一道另搞一套，沒管你香港人說了些什麼，以致人大常委的政改指引一出，其極端立場連本地其餘當權派也嚇一跳。所謂「有商有量」，不外如此，於是學生翻舊賬要求直接對話，政權的回應，卻是警棍加胡椒；做的不同說的，就更加暴露出來了。「門常開」，只是開給當權者？

對象選對了—相比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香港的學生沒跑到山頂貝璐道上去佔「僭」，乃是懂得民主路上的攔路虎是一整個專制政權，要衝就衝代表政權的政府總部；個別為政權站台的人物，再大再風光也不過是專政機器上的幾粒小小螺絲帽。

動作次序安排對了—學生運動從來都是社會狀況的寒暑表，因為年輕人對不合理的事物最敏感最反感最不能忍受，在這次運動裏，又反映出來了，所以運動的老坑翼還未動，學生翼的公民抗命就動了兩次真格，完全符合規律。而且，罷課的次序，是先大專、後中學，也是搞對了。如果中學生先罷，不諳政情的市民也許會覺得是小孩子在胡鬧，但大學生帶頭就不同，因為一般人特別是父母，都會覺得大學生是成熟的，其意見起碼是值得尊重的。

把對方比下去了—這幾天的形勢發展很關鍵，沉不住氣亂了章法、過早出手而且選錯了對象的，反而是當權派及其群眾：反普選反罷課怒漢打掉了中學生周嘉浩的半顆門牙，防暴隊繼而抓了剛剛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看在中間市民眼裏，成年人這樣子欺負小孩子，當權派肯定要失分。在近期的民調裏，港人對特府領導、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雙雙拾級而下，明顯是中間市民的觀感在移位。

學生熱血，卻相當明智，運動的節奏把握得很好，沒有出錯。

老坑翼的章法又如何呢？筆者認為，也不錯；好就好在不動如山。如果佔中三子搶在學生之前發難，就是虛浮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還未動，老坑就扯火？

中間市民會很不了解。當然，有不少泛民特別是激進翼、甚至包括一些學生自己，都會覺得三子拖泥帶水，錯失不少時機，讓支持者洩氣，但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佔中的難處主要是爭取中間市民的注意，爭取他們從直覺反感和懷疑，變到諒解和同情；這個轉化過程不能快。

三子是誰，中間市民本來都不知道，遑論聽懂他們的大道理；但見他們做事有板有眼、嚴格按既定程序一步一步來，給足機會讓特府回應卻無反應，最後北京竟出了完全不近人情的《白皮書》，才最後決定佔中，中間市民於是知道三子並非「搞搞震」之輩，而是非常認真、非常負責任、本來非常溫和的大學教授、香港棟樑。這個轉變，正在民調裏逐步反映出來。

對特府嚴重不滿的泛民洩氣了嗎？未必。有些人嘴巴上說洩氣，事實上不過是沒耐性、憋了一肚子氣，一旦佔中，只會爆發得更強勁；那時要擔心的，不是他們不參與，而是「過分」參與！

因此，三子一直慢打鑼，文火煎魚一直煎到今年9月底10月，沒有因為受到各種批評而心浮氣躁，把充滿情緒的一個社會運動拿捏得像一個受控制的熱核反應，的確不容易。

因此，一年多以來的社運總的來說，在技術層面操控得相當好，章法無出錯，學生翼和老坑翼都如此。

唯一一點筆者或有異議的，是佔中選在「十一」這一天出台。對國人而言，10月有兩個同樣富政治涵義的日子：十一和雙十。選十一有更強烈的向北京領導人示警的作用（較激進的說法當是「有更強烈的向北方專制政權抗議的聲音」），但筆者則認為選雙十或對整個社運有更深遠意義。何時佔中，在三子和民眾之間已有默契，此時還討論十一還是雙十，太像一個令人生厭的「後座駕駛員」（backseat driver），但筆者的用意並不在於試圖影響操盤者的決策，而是藉此引出一個觀念議題。

二、香港民主選舉以什麼作標準民運近年來的爭取目的，是一個「不含篩選、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制度」。這個提法本身十分清晰，但當權派利用一般港人對民主認識不深，在「篩選」和「國際標準」這兩個概念上做手腳，竟然把西方的黨內初選說成是與提委會極少數人把持的篩選性質一模一樣，然後公然否定民主的國際標準的存在。這一招無疑相當有效，令泛民要費一番唇舌解釋，結果變成公婆各說有理的局面；而且，一提「國際」，就有本地當權派「不合港情」的狡辯和內地官媒的「西奴」指控。

因此，在運動目的和綱領的提法上，泛民陷入被動；究其原因，無疑是一直以來的提法以概念為主，欠缺可觸摸的內容。然而，這個局面其實是可以避免的，關鍵在於找到有如下兩個優點的具體提法：（一）港人可以很自然接受、（二）當權派要否定便須付很大代價。筆者試做一個符合這個要求的提法，供大家參考。

詳細提法：「香港民主運動上接辛亥傳統，尋求建立以當代台灣民主程度為起點的選舉制度，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兩個民主國家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以北美、歐洲的主流體制為參照，並根植於中華文明的民本意識、古希臘文明的民主思想、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法治精神。」

相應的對位提法：「在兩制大範圍裏，香港民主運動要建立的選舉制度，必須是沒有小圈子篩選的，並且要和大陸憲法規定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體系衍生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本質上的、清晰的、不可銜接的分野，以確保香港的一制不被大陸那一制蠶食。」

扼要的綱領性提法：「上承辛亥民主道統，下接民國在台灣的建制水平，建立民主程度比得上日韓歐美的選舉制度。」

首先要注意的是，辛亥的意義超越大中華，而必須放在整個亞洲的範圍考慮。辛亥是亞洲第一個民主革命，影響了日本二十世紀十至二十年代出現的「大正民主」，而後者替日本戰敗後行使由美國主導的新憲法和新的民主體制提供了思想準備和實踐經驗【註】。因此，上述香港的民主運動要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民主國家包括日本的經驗，就不能簡單視作「照搬日本」。各國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都是互相影響、借鑑、互相支持的（中共受外來影響不可謂不深，天安門上掛了幾十年的那幾個大鬍子老祖宗像，就是明證，只不過她抄襲得來的馬列主義，乃西方政治文化末流；中共不好意思之餘，不得不強說「馬列主義中國化」，結果東西方的專制主義相加，當然更糟糕。 ）

其次要注意的是， 這個提法把台、日、韓的民主實踐放在比歐美優先的地位。歐美的民主體制比較成熟，有關的研究和論述尤其豐富，但台、日、韓的民主經驗，說明民主體制是完全可以在東方社會裏生根生長的。這一點在實質上無比重要，策略上更有利，可以化解來自中共的「崇洋媚外」指控：如果香港民主運動的根基是辛亥革命和民國在台灣的實踐，中共還開罵的話，就不要再去統戰台灣了。

還有要注意的是，香港人不論政治態度和知識水平，都至少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概念，來源之一正正就是中小學課本裏的辛亥革命課題。香港人都知道辛亥和香港的歷史關係，因此辛亥革命是港人的一筆現成的民主資產，絕對要珍而重之。但是，歷史之外，港人對民國初年成立的民主體制，認識就不多；後來台灣民主化了，所建立的體制裏的詳情，港人也認識有限，因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忌諱，那就是台灣的民主化，既與國民黨內的開明派有莫大關係，更與台灣的本土╱獨立運動密不可分。不過，這種忌諱已然打破，港人開始明白，在現實超強的大中華專制意識之下，且不說獨立，除非有一定的分離和隔膜心態，不然民主思想不能有效傳播，民主體制的建立，就更會是空想。

學習無禁區，不管統貓獨貓，有利帶引出香港民主的貓就是好貓。過去，泛民言民主必歐美國際而忽略了台、日、韓的寶貴經驗，有點捨近圖遠，今後必須努力補課，擴闊眼界，糾正偏差。在此「民主回歸」失敗、運動要尋找新路線的當下，回歸本土的辛亥傳統，重拾民國初年的民主足迹、重新認識民國在台灣的經驗，尤其重要，應該成為泛民今後的一個努力方向。話說回頭，如果佔中選擇在雙十展開，會有特殊象徵意義，不過既然已經開始了，就沒得如果。當然，十一也是挺有意思的。

佔中形勢變得快，下面寫的，見報之時也許已是明日黃花。奈何？只好希望前線的學生和其他市民平安。

三、許仕仁爆大鍋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黑過墨斗」。許仕仁上周爆出大陸於2007年為挽留他續當政務司司長，「醒」了他一千一百一實發萬，而當時的港澳辦主任廖暉的推手角色呼之欲出。據許說，廖主任事後還勸喻他知慳識儉。港人看在眼裏，見到黨對乖孩子的關懷如此無微不至語重心長，真是感激也來不及；大恩大德大手筆，豈止施予港人那幾滴東江之水？

不過，往者已矣，許官官司纏身，風光不再，亦未見他再有什麼幫黨出聲的驚世言論，反而是有多位前朝高官、舊電池之類的人物覺今是而昨非，為統治京港的新階級站台而表現甚勇。未知這些人當中，還有沒有一些因為是當慣大花筒或其他比較正當的原因而得到什麼辦的主任眷顧（「睇吓點樣幫你」）的？

面對如斯深似海的恩情，一百個廉政公署也是沒有辦法的。

《氣短集》之五十《信報》特約評論員【註】有關中日兩國民主運動的相互影響， 可參考台灣中研院黃自進論文《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評價》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851.pdf。【編按】大題中的「<」和「>」是邏輯符號，即and和or。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092953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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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7 26 .   信報財經新聞 

鄭經翰

2014-09-26

大班人語

曾蔭權真有「做好呢份工」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日前在其專欄評說三個特首的功罪，指董建華罪在問責制和第23 條，曾蔭權罪在靠攏商界和奉承北京，梁振英罪在公然倒向北京和斷送「兩制」，盡顯香江第一健筆本色，發人深省之餘，更引發我這管禿筆忍不住獻醜，為董建華梁振英添幾分黑，為曾蔭權補一點白。

坦白說，寫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全沒有為曾蔭權說好話之意。事實上，就是我說的，曾蔭權不但未必同意，甚至可能因我而進一步受連累也說不定。況且，我與曾蔭權雖是好朋友，政見卻南轅北轍，我信奉左派社會主義，曾蔭權則迷信自由市場經濟，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我只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而已。

首先，林行止把董、曾、梁三特首都視為「愛國愛港人士」，我就恐怕不能苟同。眾所周知，當年曾蔭權是背負「港英餘孽」這個「原罪」出任特首，而又備受左派攻擊，就連許仕仁日前亦透露，中央居然選擇曾蔭權這種背景的人做特首，實在「難能可貴」。正是這個「港英餘孽」，令香港人得以擁有七年多的寬鬆空間和自由環境。可以說，三個特首，以曾蔭權的表現最佳。

回歸十七年，香港經歷四屆三個特首。首先闖下大禍的是亂港七年的董建華，如今垂垂老去，仍要披甲上陣，不但反映香港人才凋零，更充分說明現任特首梁振英極之不濟，連叨陪末座的資格也沒有，而中央已不避嫌，把他靠邊站，完全「冇面畀」。令人遺憾的是，同是前任特首，曾蔭權同樣受冷落，際此關鍵時刻，中央正是用人之際，他竟然沒有任何角色扮演，寧願讓一些承風希旨、揣摩上意、唯唯諾諾的奸佞小人圍簇。所謂遠君子、近小人，莫此為甚，難怪香港前途愈發令人悲觀。

曾蔭權是我的好朋友，相交多年，雖然我們的政見和理念盡不相同，但互相理解和尊重，他的所作所為，我是清楚的；對於他的遭遇（林行止說是「受『政敵』暗算」），我不勝欷歔，感慨萬千。即使我給泛民冠以「煲呔針」的渾號，經常因為與曾蔭權的交情和關係備受冷嘲熱諷，我亦不避嫌疑，會為他說點公道話。因為，那是真話，而真話往往是難聽的。

不過，只要大家以事論事，不先入為主，用客觀事實評論功過，回歸十七年，縱使現時殘酷的政治現實已經證明「一國兩制」破產，「港人治港」名存實亡，但香港最接近理想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年代，卻是曾蔭權管治的七年。當時，不但七一大遊行的上街人數大減，而且更是香港核心價值最受保障的時期。

【董建華】

董建華雖然最受中央信任，但他也是率先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特首。甫上任即發生的「胡仙案」，董建華便縱容梁愛詩以人治代替法治，其實對當事人亦非公道。在居港權的問題上，因為不滿終審法院的裁決可能帶來行政上的困難，董建華竟然越權向中央要求人大釋法，從此打開人大干預本港司法獨立的缺口。2004年商台續牌，為了減少傳媒輿論對政府施政的批評，董建華竟然向傳媒施壓，企圖消滅一報（《蘋果日報》）一刊（《壹週刊》）兩支咪，結果黃毓民和我都要被迫封咪，打壓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證據確鑿。至於第23條強行立法，更是罪大惡極，完全侵害全港市民的人權自由，難怪激起公憤，促使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最後導致董建華「腳痛」下台。

【梁振英】

梁振英損害香港核心價值的惡行，更是罄竹難書，較諸董建華造成的禍害，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梁振英當選後，還未上台已經打壓DBC，結果我最終也「被滅聲」，惟有另闢蹊徑，創辦網上多媒體D100，幸得聽眾支持，才可繼續發聲。除了消滅DBC外，李慧玲亦因商台續牌在即受壓遭無理解僱；《信報》練乙錚則因批評梁振英涉及黑金政治而接律師信；以至「一男子」獨排眾議，推翻通訊局的建議，拒絕發免費電視牌予港視。

在在證明，梁振英完全敵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要把所有反對聲音滅絕。尤有甚者，梁振英先是引入社團勢力，繼而縱容「愛」字頭組織湧現，用群眾鬥群眾的手段打壓異己，而警隊和廉署都先後受質疑選擇性執法，敗綱壞紀之程度，已達肆無忌憚，難怪自他上台以來，禮崩樂壞，核心價值蕩然無存。

梁振英一上台，更立即推行所謂國民教育，企圖以洗腦方式，奴化和荼毒下一代；要不是學生、教師和家長群起反對，十數萬民眾包圍政總，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備受國民教育蹂躪了。

如果說董建華和曾蔭權親疏有別，那麼任人唯親的梁振英就更差了。董建華任用的高官犯錯，仍會知恥問責，引咎下台謝罪，但梁振英及其一眾庸官如陳茂波之流，以權謀私，仍恬不知恥，繼續尸位素餐，禍港殃民。

【曾蔭權】

平心而論，曾蔭權執政七年期間，一次打壓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行徑也沒有，即使有傳媒天天抹黑，他亦不為所動，一笑置之。正是基於開放大氣電波和支持自由競爭的信念，曾蔭權在任內批准開放數碼廣播頻道，一共十八條，分別由DBC、新城、鳳凰優越和港台獲得，把聲音廣播帶至一個新紀元，讓電子傳媒的發展更多元和多樣化。也就是曾蔭權執政期間，政府決定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促成通訊局加快審批有關申請，只是在最後階段，梁振英當選後，強調發牌是候任特區政府之事，不准留守政府越俎代庖，結果港視被強行取締獲取發牌的機會。

曾蔭權當然不會縱容形同流氓團體的「愛」字組織出現，人為地撕裂社會，蓄意挑動人民內部矛盾，導致社會長期處於鬥爭之中。至低限度，曾蔭權政權任內一直篤守法治原則，依法施政，絕不會以個人主觀意願左右特區政府的正常運作，任意妄為。

對中央政府來說，曾蔭權在穩定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更立下殊功。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以歐美為主的西方國家無不陷入困境，金融市場動盪，失業飆升，香港雖然亦難幸免，受「雷曼事件」牽連，出現數以萬計的苦主，但在曾蔭權政府的堅持下，金融界無法推卸責任，必須作出合理賠償。結果多年後，所有雷曼苦主都得到至少八至九成的賠償，雖然結果非最完善，但總不至血本無歸。

最重要的是，金融海嘯不但沒有為香港帶來金融動盪、百業蕭條和失業高企，反而因為全球實施量寬政策而導致資產價格飆升，令本港有（房）產之士身家暴漲，產生財富效應，支持社會內部消費持續增長，挺住危機。曾蔭權至少做了一項正確政策，就是在2009至2010年，宣布金融措施，確保任何來港資金均有百分百保證，結果逾萬億資金湧港，支持金融地產持續暢旺，保持社會經濟繁榮。

梁振英競選時，曾經誇下海口走入群眾，自詡有三大武器：一支筆、一本拍紙薄和一張摺櫈，但上台後卻不再面對群眾，永不就爭議政策向公眾交代。但曾蔭權推動政改，卻身體力行，搞「起錨行動」直接面對群眾，在擴大政治問責的問題上，曾蔭權也親自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而明知自己辯才不足，亦敢於面對挑戰，與余若薇公開辯論。誰才是走入群眾，不是清楚得很嗎？

人無完人，曾蔭權當然並非沒有瑕疵，但實事求是，曾蔭權施政肯定比董建華和梁振英為佳，如果回歸十七年是一場春夢，至少2005至2012年，大家還是活得比較愜意，樂於陶醉於夢中。

好了，知我罪我，悉隨尊便。

鄭經翰 

文章編號: 20140926530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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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6 27 .   信報財經新聞 

魯姜

2014-09-26

民間心戰室

罷課的未來 美好的一代

 

李國章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因為高教界別的建制派沒有人肯挺身而出，為人大決議護航，李國章在行會是監管教育的特首第一智囊，當然亦有義務為自己的建議和決策當「護衞員」，不讓反對聲音獨大，堅守教育（特別是高教）的堡壘。

大專院校建制派背後對罷課學生的冷嘲熱諷，實在令人心痛，例如說學生「走堂當罷課，自然制得過」、「走堂當上課，響應人數多」、「上課三點不露，罷課三點才到」、「老師也放假，便宜益兩家」……李國章對學生的敵視和蔑視，絕對淵源有自。

身為父母，知道大學的校長和師長原來一直是用這樣的態度看待自己的子女、他們的學生，我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因此，當中大周保松教授呼籲全港市民和家長「多謝學生站出來」，我們也應同時多謝這批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學生的老師；他們付出的不論多少，都全是為了學生，為了不讓別人輕看他們的學生、看扁香港的大學生。

站出來的學生，早知要付出代價，老師不可能煽動他們盲目以身試法，除非老師付出的不比他們少，老師的理想是令他們信服，老師能一路與他們同行。

李國章被中大學生批評為「中大之恥」，當然會有中大校友不以為然，在報章反駁這些激進學生，但支持建制派的中大師生有哪位敢公開批評陳健民等支持罷課的中大老師「中大之恥」？是沒有建制派會如此「無禮」和「惡毒」，還是這些罷課老師「不配」得到這樣的批評？

今天身為父母，我們已不想孩子輸在起跑線，當然更不欲孩子在終點衝線時才給絆倒。我們除希望孩子能健康快樂成長，最少也能完成大學課程，找到理想（符合興趣）的工作；中產的父母尤其自覺責無旁貸，照顧孩子必須做到對方畢生全無後顧之憂，自己才能無愧於心，只要個人能力所及；因此甘心願意讓孩子參加罷課挑戰法律冒犧牲前途之險的父母為數不可能多，除非父母本身也認同運動的價值和犧牲的意義。

中產父母要為大學畢業的孩子看廣告找房子，草根父母要為孩子看廣告找工作，沒有父母想孩子受客觀環境及先天條件的限制，做不到父母對他們的期望，所以教署要求中學生罷課須先取得家長的同意書，大學生的家長則不斷由政府官員及社會知名人士提醒，以免孩子出事時後悔莫及；這種張力，不單把家長與老師造成即時對立，支持建制派的家長日後更會對政見相左的教授視為避之則吉的洪水猛獸，又或是害人不淺的無良老師。

罷課與佔中一樣，「有破壞無建設」，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無論參加者如何團結齊心，因此而計算得失，必須包括參加者的即時得着、運動的未來發展，以及長遠的影響與效果。

罷課與佔中的推動力是激情與浪漫，但背後其實也有理念、理智與理想的支持，才能夠號召足夠的支持者長期作戰。這次罷課運動，參考台灣的經驗，事前應有較充足的準備，由罷課特別的準備，到老師公開補課的安排，都顯示學生的組織能力及團結程度，加上主辦者不斷檢討和承認自己的不足，令內耗與分裂的風險可以減低，相信參與其事的學生均獲益良多，不會只變成部分學生領袖的個人表演。

罷課的學生與老師其實清楚知道影響中央的決定機會不高，因此不斷互相提醒不可能即時改變社會現狀和政府的決定，但大家應放眼未來，讓改變的方向、軌迹與力量成形。參加者只要今天的經歷化成共同的記憶，在心中繼續孕育成長，便不會對前景灰心，因為歷史必會站在學生的一方（蔡子強語），群眾的力量已建立，遲早也會集體釋放。

由於學生受到各種批評與壓力，堅持下去的過程中，自我提升的能力必然同步提高；練乙錚預言未來幾年必有王者由青年人群中興起，領導香港的社會與政治運動。其實，這個趨勢在外國已是慣見平常，建制派也想培植新一代接棒，但卻苦於沒有同等的歷練讓黨內的年輕人成長，因為建制派擁有的資源供應與思想規範，令這些年輕人無法突破自己和黨的規限，就如香港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

家長與老師應期望及協助下一代明辨是非，政黨與政府則期望及要求下一代更加忠誠，兩股力量在香港正碰撞得火花四濺，能夠親歷其境，是這一代人的運氣，香港的年輕一代同時經歷了現實的最差時代及思考的最佳時代，功力若能大進，一定終生受用不盡。

魯姜 

文章編號: 20140926530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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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C10 28 .   信報財經新聞 

陳選豪醫生

2014-09-25

家庭醫學

成功之路

 

筆者早前在日本松山參觀坂上之雲博物館時，本欄林永和醫生WhatsApp「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去世的消息」，提起我們群組前曾討論他的作品《妙手情真》，勾起往事，更令斯人憔悴。

羅賓威廉斯演藝生涯超過三十年，不乏發人深省作品，如《驕陽似我》、《暴雨驕陽》，之於教育所為何事；《早安越南》反思戰爭荒謬。羅賓威廉斯初演出電視劇集Mork & Mindy 演外星人飄然俗世，路見不平，初見啼聲。威廉斯受訓在紐約茱莉亞學院，可說科班出身。室友是克里斯托弗．里夫（超人），里夫的騎馬意外發生後，威廉斯喬裝醫生，潛入醫院，逗超人一笑，兩人一生友誼無間。羅賓威廉斯沒在茱莉亞畢業，肆業一年，他的教授說已沒有什麼可以教他，着他早往凡塵試劍。舞台下，羅賓威廉斯熱衷慈善活動，支持人權、教育及環保工作，為颶風災民籌款，又贊助兒童醫院St Jude。

《妙手情真》根據真人真事改編。醫學生亞當斯（Patch Adams）對學院教授高高在上，病人孤獨無助，冷冰冰的嚴肅治療模式大不以為然。他試圖了解病人的內心世界，探索精神病患者的心靈，從病人的感情層面治療。他相信歡笑就是最好的良藥，他的逗笑療法使病人釋懷，屢有奇效，但離經叛道（片中紅鼻子RedNose醫生，後來分支成 Clown Therapy，當然不容於主流），亞當斯自行開設另類診所Gesundheit Clinic，以低成本為窮人治病。他堅持關懷病人、以病人為重的理念，最後終於得到傳統思想的包容，取得醫科學位（近乎奇蹟）！筆者那時身處高科技之尖端，身邊左右都是建制內競爭成功的聰明人，對他人苦難，抱物競天擇心態；尤幸對威廉斯的演繹印象深刻，醫學境界一夜拓寬。三十年後，當世醫學才接受全人關顧，固步之強，默化之難，竟要一整代人的努力。

杏林之路

自醫學院畢業，這些年來，醫生成功之路也質變量變。那時，兒科最是吃香。當然，學醫是智慧型的路，長期而言內科總是名列榜首，榮譽生首選；外科手術，則性格使言，看手起刀落，內裏劍膽琴心。八十年代暢銷書《神社》（The House of God , Samuel Sham），描述醫療去人化，有六種不用接觸病人（No patient contact）的「醫」學科。分別為放射科、麻醉科、皮膚科、精神科、眼科，及病理法醫科。那些年代，選擇放射科、精神科、麻醉科的只有小數。如今，杏林成功之路中，為放射科（Radiology）、眼科（Ophthalmology）、麻醉科（Anaesthesiology）及皮膚科（Dermatology）。這四科當前大熱，成了天之驕子，年輕醫生趨之若鶩。不用接觸病人的學科成為醫生成功之路，箇中繆思，值得深思。

《新英倫醫學學報》（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 Book Review ）書評《神社》：若問這本書對我們今天可有提供任何教訓啓示？答案也許是在小說中的駐院醫生「胖子」（Fat Man）一角，胖子醫生面對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異化現實，用愛心（Compassion），毋作害（do nothing, do no harm），以健康幽默的方式，來應付制度荒謬。「第四層預防」（QuaternaryPrevention，本欄同事亦曾介紹），防範醫療致害，近年終獲重視。作者應驗書評評說：「他可以笑（He canlaugh）。」隱諭Fat Man曲線勝利；和Patch Adams一樣，可說殊途同歸。

定義成功

筆者查看一些成功的人定義成功。參考前人心態，觀點原則，或讓我們反思自問，什麼是我們的成功之路？我們可有把自己放在錯誤路途，導致失敗人生？

丘吉爾說：「成功是從失敗到失敗的打算，而熱情不減。 」丘吉爾一生大起大落，六十歲領導自由世界，小些熱情 ，無法成事。我國鄧小平可為比擬。喬布拉醫生（Chopra）的成功定義是在生活中可持續幸福和逐步實現有價值的目標。羅恩（Rohn）說成功不難，只要將普通事做得非常好就是。好呀，普通人也可成功，大家不要放棄。

馬登（Marden）一生研推成功，出版《成功》雜誌success，說當一個人感到他內心悸動，引發他自發承諾，在自己能力之內，能做得什麼；就是快樂，就是成功。布蘭森（Richard Branson）說成功是把工作做到給自己和激勵他人的滿意度。它是關於樂趣，創新和創意，回報遠遠超過純粹的財務得益。布蘭森的成功有創意和激勵他人而起的樂趣，和身逢國難，同是激勵國人的丘吉爾時代不同，各領風騷。

一年多前，我曾與好友討論什麼構成成功，發現了一個我最理解認同的說法，就是愛默生（Emerson）被廣泛引用的論成功。

愛默生論成功並無什麼門檻，人皆可以為之。大至經國濟民，小則對人有禮，做個方便都行。

當然得智者尊敬，論者嘉許，恐怕不易，但要欣賞他人美善，只須自我心存美善，自有共鳴。在我看來，威廉斯已經到了成功境界，唯一遺憾，或許是威廉斯未能自信自己已曾成功。

威廉斯一生豐盛，未能心安平和，或許是自我要求不斷，得以造就事業火花；歿後《時代》雜誌以為封面，推崇備至，泉下得知，想必安懷。

愛默生論成功

成功（是）笑口常開（看看四周），贏得智者（如李怡、林行止）的尊敬和孩子們的愛戴（老師贏在起跑線）；

成功（是）賺得誠實批評家( 如《信報》練乙錚，如自己好友) 的欣賞和忍受損友的背叛出賣（唉）；

成功是能欣賞美（賞櫻，看周海媚），能去找他者的最好處；

成功是留給世界一點好東西（大方一下，反正萬般帶不走）；

無論是一個健康的孩子（不容易）、一個花甫，或一項回饋社會的生活條件（就在周遭發生中）；

成功是知道一個生命，曾因你而活得較好。

這就是成功了！

撰文︰陳選豪醫生香港家庭醫學學院www.hkcfp.org.hk 

文章編號: 20140925530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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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19 29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09-25

氣短集

罷課與面聖．「福地」福什麼．老坑之邦

 

京港矛盾因政改問題惡化，引發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課行動，參與者絕大部分是大專生，首天人數超過1萬3，即佔今年八大院校大專生總人數9 萬5 的14%。換作是一次示威大遊行，以本港15至79歲的人口作基數，按14%的參與度推算的話，遊行人數就會是實實在在的85萬。如此出現「歷史最強音」，統治階級不但充耳不聞，還刻意於此時安排一個精英富豪團浩浩蕩蕩上京面聖接旨，衣香鬢影，期間更有多個富豪相繼發表抨擊、詆毀學生的言論，十足快意，兼且達到表忠目的。精英富豪與港人之間出現的這種鴻溝，實與古代的「朱門酒肉臭，野有餓死骨」異曲同工。

一、面聖團的窘然而， 細看面聖團的名單，可得另一深意。這個名單，清一色是「本土富豪」（此名詞簡化不得），並不包括大陸在港的紅色資本的老闆大班。大家勿以為後者還是十年前的斤両；不知不覺之中，紅色資本陣營已取得在港的一哥地位：至去年底，旗下在港上市的公司有182家，包括主板158家、創業板24家，籌得資本共計約為16000億港元；若連Ｈ股、紅籌股、民企股在內，市值約佔港股的五成半，每天成交金額一般佔大市總交易額的七成。換句話說，中環從今年開始，已給紅色資本佔領；北京對三子領導的佔中運動如此緊張，此是重要原因之一【註1】。

紅色大亨對北京而言，可直接通過西環完全操控（如華潤頭頭被跨境「雙規」），但要這些人在港人面前當傳聲筒，卻無說服力還會惹反感，所以沒有必要跟團。況且，那些太子黨駙馬黨高調亮相曝光的話，不僅自身尷尬兼令港人驚愕，還有給外國傳媒和政府盯上的危險；於是，面聖團只含「本土富豪」。鎂光燈聚焦之下，這幾十個已然落得只剩「港資少數派」集體身份且在大陸有大量投資作為給中央「揸手」的兩制富豪，哪能不向一國至尊俯首？縱有獨立人格，庶幾亦得任由魚肉矣。

「窘」字從「君」從「穴」，粵音困。請君入穴，也得低頭。窘也不窘？不窘不窘，困也不窘。

二、「福地」論「香港乃福地」之說，近日愈來愈流行，統治階級中人琅琅上口。的確，此輩在香港，賺錢予取予攜，消費紙醉金迷，真福地也！對他們而言，福地的意義，僅此而已，故歇後那句，當然就是「咪搞搞震搞衰晒」。然而，我們講的福地，物質以外，有同樣重要（甚或更重要）的精神價值。

中華文化傳統講的「福地」，有特殊宗教意義，泛指道觀或一些有靈氣有仙人居住的地方，皆與大商賈賺錢消費之所風馬牛不相及。五代名道士杜光庭著有道教神學地理書《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列明五嶽、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等，都是名山，例如第一福地就是江蘇鎮江的茅山（另一說是陝西終南山）。杜光庭道教著作甚豐，「維基文庫」裏收錄了很多，古代奇情歷史小說《虬髯客傳》相傳亦是他的手筆。香港中學國文科數度課程「改革」之前，這部關於「風塵三俠」（虬髯客、李靖、紅拂女）的作品乃英文書院高中生必讀；其藝術手法高超，內容卻十足十保皇兼含帝國主義意識，結尾處恰巧還有一條勸人不要「搞搞震」的政治尾巴，妙絕（故事梗概見【註2】）。

道教本生中華，追尋一種透視、突破物質的生存境界；「福地」，就是這種超越純物質追求的一個起點。西方宗教也有類似的「福地」概念。在猶太╱基督教的傳統裏，以色列人的「福地」就是迦南，相當於今天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一帶。迦南在古經裏也稱作「應允之地」、「流注着乳和蜜之地」。「福地」一詞，是基督教來華之後中國人給的稱呼。

迦南的故事有點複雜。簡單地說，耶和華許諾給阿伯拉罕多如繁星的後代，又允諾把迦南賞賜給他，但同時告訴他他的後代要受外方人統治，顛沛流離四百年，才能回到迦南（《創世紀15》）。這一切都應驗了：阿伯拉罕的後代（由他的孫子雅各起，稱作「以色列人」）果然流放埃及，歷盡艱辛之後才由摩西帶領出埃及（《出埃及記》）；摩西死後，以色列人再由摩西的繼承人若書亞帶領，進入迦南，驅趕掉邪惡的迦南人，終於得到那塊「應允之地」（《若書亞記》）。

迦南雖稱作「流注着乳和蜜之地」，但在以色列的文化傳統裏，迦南的終極意義，也是超越物質的。「乳」，象徵純潔、孩童的精神食糧；「蜜」，代表耶和華給以色列人的所有恩賜，包括信仰誡命【註3】。

話說回頭。香港的確是福地，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香港之「福」，並不僅僅是物質方面的；事實上，對不少生活拮据、甚或住在籠屋劏房裏的市民來說，物質方面的困厄，很難說是什麼「福」。大家都感受到並且引以為珍貴的「福」，是因為處於強梁的專制主義大國的邊緣上，還一直幸運地可以吸一口自由空氣，有法治、有廉政、有一點點民主體制的保障。正正是因為此非物質的「福」受到嚴重威脅，所以才要行動、要發聲，卻被一些壟斷了絕大部分物質之「福」的人干預，指為「搞搞震」。

人得到溫飽之餘，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一種是攀登「馬斯洛三角」，追求更高又更高的社會目的、行為意義與道德價值，即所謂發財立品【註4】。另一種就是國人常說的飽暖思淫慾，用猶太╱基督教的意象來表達，就是若書亞進入之前的迦南，或者阿伯拉罕時代的迦南——包括所多瑪與蛾摩拉兩個罪惡之城的迦南。

都是求「福」，都是想保有「福地」，卻有高下之分呀。

三、老坑難興業：中、美、日對比

人口結構影響經濟發展，這個觀點比較晚近才逐漸多了經濟學家去研究，因為人口過度、人口老化、少生、長壽等現象都會出現和發展得比較緩慢，不如一些爆炸性的問題如金融危機等那樣吸引大眾關注。不過，儘管人口經濟學到今天還是相當冷門，筆者卻有強烈興趣，所以最近看到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兩位教授（梁建章、王輝）與史丹福大學商學院的Edward Lazear 教授合作的一個這方面的研究，便十分高興。論文的題目很簡單：《人口與興業》（Demographics andEntrepreneurship ）【註5】。

這裏，興業指的是創設新公司；其重要性有兩個，一是新技術主要是由新創設的公司引進市場的，一是新增就業機會主要是由新創設的公司提供的。各國經濟的實況都是如此。

文章以此為立論：一、興業需要創造力和經驗，年輕人有創造力但缺少經驗，老年人正好相反。因此，對個人來說，興業成功率與自己的年齡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倒轉U形曲線。

二、在平均年齡不斷增加、員工愈發長壽的公司（或國家經濟）裏，年輕人升級愈來愈困難，他們累積經驗的速度也就愈來愈慢；因此，任何年齡的員工要創業，其經驗都因累積緩慢而偏低。結果，這個公司（或國家經濟）的任何年齡的員工離開公司去興業，其平均成功率都會下降。成功率下降，興業的誘因就減弱；這個國家的興業家減少，富創造性的企業就減少，經濟就停滯。

作者以日本過去的二十五年經濟停滯不前作引子。日本企業的研發投資平均是GDP的3%，在已發展（OECD）國家中最高，但高科技創業的成績卻不如理想。跟美國比：在美國，前十名的高科技公司中的五間，都是1985年以後成立的，創始時創辦人的平均年齡為28歲；在日本，前十名的高科技公司，沒有一所是1975年之後創立的。日本的新公司進場率從六七十年代的6.5%降至九十年代的3%，比起美國的數字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也是在OECD國家中最低的。在美國，現時18至64歲的工作人口中，有4.9%的人正在積極籌組新公司；在日本，只有1.9%。作者認為這是日本經濟三十年愈來愈落後於美國的重要原因。

一直以來，不少人以為日本經濟不振，皆因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圓狂升至最後地產泡沫爆破引致的；筆者對此一直抱有懷疑，看了這篇文章就更加覺得這個以資產市場價格加滙率波動的解釋不着邊際。

研究了大量發展中和已發展國家的數據後，文章進一步給出兩個實證結果：一、國民年齡中位數每增加一個標準誤差（standard deviation）的話，新公司組成率就下降2.5 個百分點，長期平均速率則下降四成；二、平均年齡較高的社會裏，任何年齡組的興業率都較低。結果（一）表示年齡因素對興業的影響的確很大；結果（二）支持了上面講的第二點立論。

這個研究提出的問題，對中國非常不利，因為中國的人口老化速率十分高。筆者找出美國智庫CSIS的人口資料，對比中國和美國在2005、2030、2050 年之間的人口老化率，給讀者參考【註6】。

2005年，中、美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是32.6歲和36歲；中國比美國「年輕」。

2030年之時，中、美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將分別是42.2歲和38.6歲；中國反過來明顯比美國「年老」。

2050年之時，中、美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將分別是47.4歲和39.6歲；中國比美國「年老」得多。

最後兩組數字是中肯估算，用的假設都不極端。須知人口年齡中位數的估算通常十分準確，不像股市指數那樣多變難測，因為幾乎所有影響這個中位數的人，一個一個都存在了；並且，這些人每年都長一歲，人人如此，歲歲如是，除了年中離世的，所以計算很容易。

中國人的創造力不算高。筆者常常給學生舉的例子是：現代辦公室裏的用品，從萬字夾到橡皮圈到電腦到傳真機，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除了紙張；但那已經是兩千年前漢朝時的事了，之後一片空白。至於活字版印刷—中國另一可用於生產辦公室用品的發明，則已經在三十年前左右完全淘汰了。過去如是，往後由於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關係，就更不容樂觀。

最近大陸稍稍放鬆了禁育政策，但能夠產生的邊際影響很有限，而且遠水救不了近火。日本的老化速度現時比大陸快，不過人家的問題出在社會富裕之後，而大陸則相反，還未普遍富裕，問題就出現了。

《氣短集》之四十九《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大陸中央政府官網之http://w w w . g o v . c n / j r z g /2014-01/22/content_2573270.htm

【註2】隋末司空楊素家妓張氏（紅拂女）與李靖（軍事家，效力李世民）私奔，途中遇豪俠虬髯客，相談甚歡，並相約見於太原。抵太原後，李靖引虬髯客見「真命天子」李世民，虬髯客見之心死，遂放棄逐鹿中原，攜妻僕遠走扶餘國（今朝鮮一帶），殺其主自立。消息傳回，李靖與紅拂女灑酒遙賀。小說最後說：「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業，豈虛然哉。」作品成於晚唐亂世而寫隋唐之際的事，勸人識趣勿搞搞震想造反也。

【註3】見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encyclopedias/isbe/milk.html；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encyclopedias/isbe/honey.html。

【註4】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Maslow's_hierarchy_of_needs

【註5】論文下載可到 n b e r . o r g 輸入working paper number:20506

【註6】見http://www.voltairenet.org/IMG/pdf/Demography_and_Geopolitics_in_the_21st_Century.pdf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0925530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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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0 30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09-22

「回歸」的逆反意義 「佔中」的一體兩面

 

十七年前的順利「回歸」，終於遮不住九七歷史斷層。過渡平穩，賴於八十年代「民主回歸」帶給港人一線希望；但由於中共過橋抽板，這個曾經一度鼓舞過、支持過港人爭取在英殖管治完結之後建立公義社會的概念，現在徹底證明無效。歷史的斷裂，經過三十年緩衝，今日重新加速；京港矛盾深刻不可調和處，比任何時候更清晰暴露在大眾眼前。「民主回歸」失敗，誰要負責？如何負責？香港往何處去？泛民之路在何方？佔中還有意義嗎？面對時局，有人失落，有人憤慨，有人奮起，但此刻大家都需要的，是思考的冷力量。筆者今天提出一些新觀點給大家參考。

一、「民主回歸」失敗的責任問題「智慧女神的鷂鷹，只在暮色降臨之際才展翅飛翔。」—黑格爾「民主回歸」路線失敗，於人大常委把民主政改大門怦然關上的一刻立時明確，沒有人覺得還有爭議的餘地。既然失敗，三十年前提出此綱領的始作俑者，當然應該負責；如何負責方為恰當、有效，在本文第二節探討。這裏首先提一個關於責任的觀點：社運好比法律意義上的有限公司。

在商界，有限公司若因經營失誤引致他者蒙受損失，須負的責任有限；法律如此對公司責任設限，為的是鼓勵商人創業。按此比喻，事到如今，若視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如同敵人或比敵人更加罪大惡極、指控他們「和理非非」與統治者和平共處實質是為了那一口不錯的政治飯，因而口誅筆伐有向他們討「一磅肉」然後掃地出門之勢，乃是過了頭，不但於事無補，亦會削弱未來社運領導提出新路線時的勇氣。在複雜的環境底下，誰能保證一個政治主張可以經得起幾十年的考驗？

當年討論九七問題，有人反對「民主回歸」乃至任何條件之下的回歸，現在看來，可謂有遠見，但為什麼這些後來證實正確的意見，當時並不成其氣候呢？顯然，那並不是提出這種意見的人退讓了，也不是「民主回歸」壟斷了港人政治思想，而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絕大多數的市民儘管不願回歸（當時的民調清楚說明這點），卻無足夠悟性和勇氣公開響應這種主張，即使是在八九六四的激情洗禮之後亦然。

大屠殺之後，大量有條件的四九輩港人火速移民，餘下那些「貧賤不能移」的，不少成為驚弓之鳥，九七大限將至之際，斷不會公然抗拒回歸自找麻煩，反正時日無多，求得一己善終便算很好。因此，「民主回歸」實乃那個時候民眾願意公開支持的極限政治綱領。九七之後的十年裏，中共採取韜晦計，香港表面情況沒有想像中壞，偏安想法遂在泛民當中續有市場，慣性延續直到今年夏天。

人大常委八三一決議的一剎那，「高度自治」之日冕沒落在地平線，香港即進入暮色年代，無數港人包括泛民溫和派於是頓悟。這樣便完全符合了上述黑格爾那段話的意思：只有到了歷史階段的終結點（日盡落、暮色臨），人類方可通透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智慧之鳥展翅）。人類對歷史沒有絕對的先見之明。

況且三十年來的民主事業並非一事無成。泛民不斷與當權派「溫和碰撞」的結果之一是，一般港人包括筆者都學懂了大量關於民主、法治乃至公民抗命的事實和道理，擺脫殖民時代的那種渾噩，獲得了公民意識，知道要捍衞自身權利，並準備好作爭取民主的實踐。如果民主運動一開始便否定「和理非非」而採取激進姿態和路線，恐怕多數港人受不了。

因此，筆者願意為泛民溫和派說項（事實上，筆者自己也是相當溫和的）。

二、溫和派如何為路線錯誤負責公司經營方針出錯，業務長期不振甚至經常出現虧損，董事局便應更換最高管理層，否則任由公司繼續爛下去，最後或是破產或是被併購，原來的管理層亦難逃下台命運。商界的公司如此，社運中的政黨亦然。因此，筆者認為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層，在做好佔中和否決假普選方案這兩件事之後，不失時機無條件退下火線，轉身當好自己黨內的、立會以外的「backbencher」角色，讓不同主張的泛民在黨內和議會內上位，乃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問責做法（筆者不同意呂大樂教授上周提出的「泛民議員立即總辭、不參與補選」的提議，因為那樣做的話，當權派可馬上乘勢極速通過高壓版的「23條」以及大批其他惡法）。

可不可以「深切反省」之餘，繼續留任呢？在商界，那是沒有可能的事。在民主制度之下，這也不會發生：你管治得不好，政策效率低，民眾不滿意，你就下台，政黨輪替；就算有些人能夠東山再起，也是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這種慣例，有其理由。公司業務長期不振，或者執政黨失掉民心，通常是因為管理層的整套思路出問題、嚴重脫離實際，而不是僅僅在一兩個具體大問題上有盲點、一旦克服便豁然開朗。而且，假若原來的領導得以留任，難保不會很快舊病復發。

具體而言，當年提出「民主回歸」，錯誤可說是源於讀不通中國歷史，看不透中共本質。泛民當中有這種「問題往績」者，若繼續長期留在重要位置帶領港人抗赤拒共，不僅難以繼續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更會影響泛民各派系之間的合作。

三、八十後領導的政黨很快會出現筆者推斷，除非現有的泛民溫和政黨領導層急流勇退，否則新的以年輕人為領導主體的政黨必會於數年之內高姿態出現，削弱甚或取代現有主流泛民政黨的領導地位。這些可能出現的新的或革新的政黨領導，將以八十後為主，九十後亦必有愈來愈重要角色。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新社運便成型。這個趨勢，並不只是由年齡因素和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引起的。

八十後成長於香港的黃金歲月，最早的政治記憶就是八九六四的京港電視畫面，經歷過「後過渡」和「過渡後」時期，成年於特區紅旗之下，完整見證中共三十年來在港事上的操盤手法，政治上最敏感、最不願妥協，對京港當權派的反感也最強烈，除了跟着來的那批九十後。這兩個年齡組別的年輕人，在西方稱作Y世代，有其自己的價值觀念、社交習慣、表達方式；西方的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都要很小心研究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特點。「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以這個世代的人為主力。

論能力和識見，八十後、九十後的起點都比較高，因為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世代高。在西方政界，他們不少涉足政治，成功上位。法國綠黨的Cecile Duflot，29歲就當了黨魁；紐西蘭的Jami-Lee Ross，25歲當上國家議員；歐盟愛沙尼亞的TaaviRoivas，今年34 歲，當首相了。西方的Y 世代能夠，香港的八、九十後為何不能？幾年後，更多的同世代人達到投票年齡，代表他們參選立會的贏面就更高，在現有政黨裏的地位或獨立組黨的能力方面就更強。今年參與學運、組織罷課的「小朋友」，一個個很快就會成為有活力有能力的政治人。這恐怕就是當權派大事「關心」學生參加罷課的主要原因。

這個由年輕人領導政黨的局面一旦出現，特府統治將更困難，因為這批泛民新鮮政治人沒有七十年代「國粹派」那種背景，與當權派沒有個人關係及任何共同語言。

四、也是「回歸」

「民主回歸」已死，但爭取民主之心不死，所以真正給丟棄的是「回歸」。不過，九七已過，不歸也歸了，所以對「回歸」的悔意就表現為意念上的「脫北」、感情上的「離心」。這裏要注意的是，當年的「回歸」乃是「回歸祖國」，而「祖國」乃是共產黨統治的；所以，今天說的「脫北」、「離心」，不只是討厭共產黨，而是也要離棄這個國家。

討厭共產黨，意思不言而喻；離棄國家，則意念上有不同層次。消極而言，可以包括在政治上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不認同大中華（即一般地不接受「中國人」標籤），不再相信不再接受京港當權派說的「高度自治」。積極而言，包括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台灣、認同文化中國、認同英殖管治，主張完全自治（即主張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自視為香港民族、主張港獨建國，等等。對「回歸」一旦產生悔意，所有這些不同的積極的離心傾向，儘管在有些人的眼中完全不切實際，卻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進賬。人心如此，顛撲不滅。這都是特區在「兩張一梁」（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左得不像話的管治路線短短兩年裏助長出的事物，成績「好得很」。

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是，以前港人完全不能接受藏、疆、台獨，但是親身經歷過這兩年的中共打壓，現在卻對這幾個同樣是在帝國邊境上出現的離心運動，特別是對與宗教密不能分的藏獨，有了一種善意的理解：絕大部分血緣同屬漢族的港人，猶受中共如此無情對待，藏族這個被中共指為裏通外國、以馬列毛理論認定是低等社會裏的西夷，所受的壓迫與欺凌，於是可以想像出幾分，港人遂因而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共眼中卻是大逆不道；由此而折射出港人與陸人之間的價值鴻溝，正在把彼此分隔得愈來愈遠，與梁特提倡的港陸融合背道而馳。

然而，本土思潮正在興起，逐漸澎湃。在本土論者眼中，「回歸」二字有全新意義：大中華意識糊弄港人三十年，泛民北望民主恩賜望穿秋水，到頭來一個巴掌一無所獲還得背負「西奴」、「英狗」、「美諜」等罪名；因此，是時候大家死了這條「中國心」，回歸香港。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豈止本土派，泛民當中的一些「民主回歸」派，此時大概也會不約而同興此一嘆，願賦「回歸」以反向涵意。

對「回歸」的悔意，引出帶悔意的「回歸」。

五、佔中超越原來意義

這個「回歸」新意， 並不僅僅是一百八十度轉移了「歸」的方向，而是有更豐富的內涵、更多元的關注。過去，泛民政黨過分專注爭取民主，疏忽了很多方面的守護工作：上水失守了、東北失守了、中環海旁失守了、婦產房失守了、母語失守了、國教失守了、電視失守了、報紙失守了、廉政失守了、聖公會失守了、律師專業團體失守了、資本染紅了、商戶歸邊了，香港逐步變成服務大陸權貴的補給基地、洗錢中心了……。掛一漏萬，每一個失守處，如今需要收復、守護的，都是一個矛盾、一個戰鬥。十七年，田園將蕪，胡不歸？

這些，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九七歷史斷層的裂口，並沒有因為「民主回歸」帶來的暫時調和而稍有癒合，反倒是在一方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嚴重了。

佔中運動，剛好橫亘在這個延後了的九七歷史裂口上。其意義之重大，不僅運動的批評者根本無法理解，還可能超越了佔中發起人、支持者的原來想像。有人認為，失掉2014民主普選這個具體目的，佔中就失去方向，氣勢無以為繼，但筆者認為剛好相反。正正因為民主訴求碰壁、運動的表層目的剝落了，「佔中為民主」眼看要落空，大家反而能夠由表及裏看到更廣泛深遠的作用：「佔中衞我城」。這是運動攻與守的一體兩面。爭取民主誠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面。不同於斯大林時代，籠罩香港的現代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多層次、全方位、攻擊性的；香港需要守護。佔中已成為所有這些矛盾對抗的序幕。《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0922530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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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1 31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09-18

降格事小 啃骨事大

 

特府領導層首席知識分子李國章，周一在港台訪問節目裏這樣「提點」學生：罷課一周不過係做騷，夠膽就退學，先叫做犧牲。這位前中大校長、教育局長、學術權威，如此「放下身段」與那麼幾隻社運小學雞鬥嘴，筆者不僅看着好笑，還因此悟出一個道理：權力令人降格，汲汲於接近絕對權力者，更會絕對降格。

不過，這既是一個降格有獎的時代，為了表忠，義無反顧搶佔道德低地者，還會少麼？

一、山雨欲來的那種低氣壓，對不少市民來說，恐怕並不太好過，但筆者的心情卻不壞，原因並非有什麼革命或反革命浪漫主義拉抬，而是一向的樂觀性格使然，因此，今天和大家遊花園談風月，歷史文學音樂藝術一爐共冶拉雜談。各部分之間的串連，牽強處穿穿鑿鑿在所難免，讀得通就算，望讀者不見怪。然而，只要是寫出來的東西、跟思想扯得上一丁半點關係的，少不免都會引致一些過敏的解讀。時局既如此，也就無可無不可；不過，若用時下流行的熟語描述，筆者既不愛國，也不大符合本土定義，政治對自己而言也不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因此風月就是風月。

二、筆者體內有游牧民族基因。屈指一算，自出娘胎那天起計，搬過的家，合共48 次，最短只呆在一處3 個月，最長6年；住過的地方，遍布四大洲十二城鎮；打過的工，要納稅的11份，最短的1年，最長6 年，散工志工不計其數，這簡直有點像佛家說的「浮屠不三宿桑下」。因此，筆者對「國家」的感情，大抵限於文化，完全可以捲而懷之（portable，借儒家孔子的說法就是：可「浮於海」、可「居於夷」）。不過，對香港，雖是相當「離地」，卻總有一份內化了的獨特感覺，因為那是父母生我育我的地方，不忍見之備受折磨屈辱。如此，想深一層，自己不也是典型的香港人？

三、慣了這樣「portable」，好處就是來去無牽掛，每離開一個地方到另一個自己選擇的地方生活，庶幾都能樂不思蜀，沒有太多「雖信美兮非吾土」之類的苦嘆，能夠放開心、打開眼，接受、享受當地的文化熏陶，留意四周發生或存有的事物，樂而觀之，很快變得很「在地」。80年代的後一半，即研究院畢業後的那段時間裏，筆者都在美國南方（「深南」）的路州工作，4、5年之間，分別在八蕩櫓和娜林市的兩所大學裏供職。八蕩櫓、娜林市這兩個漢語名字，都是筆者自己改的，盡量貼近那裏人帶法語語音的本土讀法，再附會當地的風情韻味，音譯而成，指的其實就是路州州府Baton Rouge和該州第一大城New Orleans。那幾年裏的足迹，遂與一位羅馬公教的修女Sister Helen Prejean重疊。

四、路州及鄰近一大片地區，是1803年美國以每畝3 美仙不到的低價，從拿破崙手上買回來的，之前屬於法國在「新大陸」的奴隸殖民地；因此，路州和美國其他州不一樣，行的是大陸法而不是普通法（此「一國兩制」早於香港幾乎200年），民間的主要宗教是羅馬公教，州下面一級的地方行政單位不叫縣而稱堂區（parish）。80 年代的時候，路州的鄉郊裏，不少老人與幼童還都講流利法語，修女海倫的姓Prejean，也是一個普通的法裔姓。提及這位修女，大家或因此記得1996 年在香港上映的一部名片Dead Man Walking（港譯《死囚168 小時》）。Tim Robbins寫的劇本，亦由他執導；男女主角分別是Sean Penn和SusanSharandon；由Bruce Springsteen唱的主題曲。電影故事背後的真事，就發生在娜林市和路州安哥拉監獄（Louisiana StatePenitentiary, Angola）之間。安哥拉是監獄所在地的地名，200 多年前，這裏的奴隸幾乎都來自葡國非洲殖民地安哥拉；監獄佔地28 平方英里，差一點就像香港島那麼大，收押囚犯數達6300名，是全美第一大的最嚴密管制監獄，犯人須強制勞動。當地人「談獄色變」，稱之為LSP或者乾脆簡稱Angola。

五、故事中的死囚是一個姦殺犯，行刑之前希望得到宗教的精神慰藉。修女海倫知道後，覺得是上主給自己的使命，遂不顧友儕勸阻，單人匹馬直奔LSP。數度與死囚深入長談之後，修女直覺知道死囚並非無辜，儘管一直不肯承認犯下的罪行，卻並未喪盡天良，於是不顧受害人的父母和社會輿情反對，答應替他向州長作免死請求。修女更因此頓悟，成為廢止死刑的堅定倡導者。最後，在修女的不懈努力之下，死囚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懺悔，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受害人的父母亦願意寬恕。事後，修女把一切經過寫成書，書名就是Dead Man Walking，甫發行即受到社會重視，後來成為經典。死刑於1983年執行，即筆者到路州之前不久。電影是據書改編而成的，重要處都忠於原著【註1】。

六、筆者少看電影，反而覺得後來的一套同名歌劇更吸引。80 年代末，筆者移居加州，到加大任教，譽滿美國樂壇的作曲家Jake Heggie（加大音樂系培養的），當時薄有名氣，決定以故事為藍本創作歌劇；他邀得著名劇作家TerrenceMcNally寫詞，自己作樂。作品於2000年由三藩市歌劇團首演，十分成功。具古典風格的現代歌劇能夠在國際上演出、成為一些重要歌劇團保留劇目的，十分罕有，此是其中之一【註2】。

七、Jake Heggie於2011年發表另一新作，是一組五首的藝術歌曲集。這是他人到中年的成熟作品，由男中音唱，鋼琴伴奏。稱之為藝術歌曲集，百分之一百貼切，因為是德州達拉斯藝術博物館特邀他分別為館中珍藏的五件藝術品逐一創作的結果。五件珍品分別是：已故比利時藝術家Rene Magritte的超現實主義油畫作The Light of Coincidences、中美洲古瑪雅文化工藝品「不規則石雕」（eccentricflints）、19世紀法國印象派畫家GustaveCaillebotte的Roses jaunes dans un vase（花瓶中的黃玫瑰）、20 世紀荷蘭新塑造派畫家Piet Mondrian的抽象油畫Placede la Concorde（協和廣場）、20世紀墨西哥畫家Rufino Tamayo的油畫El hombre（人）；二十世紀美國畫家Gerald Murphy的立體主義油畫Watch（ 表）。Heggie為此五件藝術珍品創作的歌曲集名為AQuestion of Light（筆者譯作「光明問」──和港警就佔中部署的監控/拘捕行動「光明頂」十分不同呢）【註3】。

八、上述藝術珍品中的第四件，即Tamayo的El hombre（人），是一幅大型壁畫，筆者對之情有獨鍾，特別在下面寫一小段文字介紹。先講緣起。1984 年年底，即筆者在研究院畢業前的那個聖誕假，美國經濟學學會年會在達拉斯舉行，同時舉辦的就是經濟學界裏戲稱的Cattle Show（肉牛展銷場）。你若是北美任何一所大學的經濟系準博士，論文差不多寫好的話，都要到此展銷場上亮相，與事先約好要面試你的若干所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團逐一作多對一會面（教授多、你一），讓他們把你的論文「拆骨」，看你如何招架，以判斷你有多少斤両。兩三天之內要應付半打以上的這種嚴刑敲打，精神自然緊張；筆者為了減壓，有一個下午早散，跑到會場附近的博物館裏瀏覽，於是就看到Tamayo的El hombre。一時間，如醍醐灌頂。

九、所有上述藝術品，都很容易在網上看到，但因為有版權的問題，筆者只能提供連結；網上閱報的讀者，可立時點擊查看。為方便印刷版的讀者，則要在此用文字描寫一下El hombre。墨西哥的壁畫，可說是該國古老國技之一，古已有之，特別流行於20 世紀初段。這些壁畫，常常具有前衛的政治意味、宗教或民族意識。Diego Rivera 那每一幅都琳瑯滿目的壁畫，大家可能都看過一些（搜尋Diego Rivera murals，就多得看不完，但要小心，他和其他的畫家的作品在網上有時混在一起）。Tamayo的壁畫比起Rivera的簡潔得多，這一幅El hombre，就像有人對着你打詠春，一出手就打得你看見頭頂上面的滿天星斗【註4】。

十、El hombre高5.5米、闊3.2米，掛在博物館的壁上，你必須抬頭仰視，正如畫中那背向着你、高大抽象的「人」一樣，也是舉着手抬着頭，仰視或者呼喊那天穹上繁星點點處一抹而過的流星。你慢慢把視線沿着那「人」的粗壯身軀和更粗壯的泥土色的雙腿向下望，會發覺他的足部，竟像老榕樹那如蹼的剛勁的根，深植於褐黑的地，又同時支撐着整個扶搖直上的姿勢。地表固然陰暗，天際微亮亦是深藍，只有那似乎不可捉摸的星光才是亮的。

十一、你再往下望，在「人」的左腳下面的愈陰暗處，在你幾乎不留意的低地下面，會看見一根骨頭；朝着與「人」相反的方向匍伏着、完全專注噬咬那一小塊白骨的，是一頭黑狗。

十二、整整30年前看過的一幅畫，過目竟不能忘。筆者的記性並不特別好，完全是因為藝術的感染力而把畫記住了。如此把近日偶然想起的舊事物整理一下，串在一起拉雜成篇，從一位修女談到一本書一齣戲一幅抽象畫，並無什麼高深寓意，勉強說一句，亦不過老生常談：好的、美的事物，儘管看似微不足道兼且遙不可及，但如果放棄追尋，掉過頭來如狗般專注逐那區區之利，那麼，社會就會失掉方向，在已然的昏暗中進入漆黑的長夜。

回到現實，筆者不認為香港會那樣沉淪，因為很多市民、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都醒覺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註1 《土豆網》有這部電影的完整版，附中文字幕，但可能是盜版。

註2 詳見英文維基Dead Man Walking(opera) 詞條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ad_Man_Walking_(opera)

註3 見http://www.allmusic.com/composition/a-question-of-light-forbaritone-amp-piano-mc0002724537

註4 見https://uncrated.files.wordpress.com/2013/11/rufino-tamayo-el-hombreman-1953-vinyl-with-pigment-onpanel-dallas-museum-of-art-dallasart-association-commission-neimanmarcus-company-exposition-funds.jpg?w=500。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0918530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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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0 32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09-15

氣短集

「不完美」?宿命地溝油．盯着中信．示威之邦

 

最近，香港社會有一個詞很流行：「不完美」。這個詞很好用，放諸四海皆準，因為，的確，世界上沒有什麼事物是完美的。更妙的是，用這個詞描述中國事物，無半點誇張，用者顯得非常謙遜，能充分反映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優越品德。因此，特府教育系統高層實在應該不失時機盡快在學生當中推廣「不完美」這個詞，以便提倡謙虛而嚴謹的說話方法，端正小朋友的語言習慣、思考邏輯和政治傾向。

一、「不完美」一詞的政治妙用我們可以先看幾個可算合情合理的例子：牛頓力學不完美（只能用於目視世界）；林志玲身材不完美（體高1米75，比中國男性平均高出3公分）；富士山線條不完美（頂部不盡對稱，表層不完全覆蓋內層）；《紅樓夢》不完美（沒有環環相扣、充滿張力的「plot」）；莎劇不完美（有時用上粗口）。

下列每一個說法也都是邏輯嚴謹，語義清晰，百分之百正確：歷次政治運動冤死五六千萬老百姓：中共鬥爭手法「不完美」；無官不貪，貪額動輒以億元人仔計︰大陸廉政目前「不完美」；八九六四解放軍沒有橡膠子彈，只好出坦克︰清場手法「不完美」；裸官洗錢等出國，十年運出人仔七萬億：官員愛國情操「不完美」；毒奶、假蛋、油魚，應有盡有︰大陸食品質量「不完美」；號稱「百雞王」，搞遍央視女主播︰周永康的私生活「不完美」；禁組獨立媒體、工會，權力把異見者關在籠子裏：憲法實施「不完美」。

然而，正確還正確，可這些話一般香港人聽起來始終會覺得有點那個，但愛國派心裏卻都是真真正正那樣想的，既天真又純潔，不然怎麼可以愛國愛黨愛得那麼堅決？所以，同理，當港人要面對人大常委決定本地須由小圈子「普選」特首的這個荒誕現實，這些愛國派卻會很自然而然地說：政改方案儘管「不完美」，何妨袋住先？

二、地溝油把中港台統一了原來，台灣發現的地溝油，「不完美」成分竟然主要來自香港。台灣食用油生產商強冠，原來自2001 年起，十三年來一直與香港的金寶運合作，進口飼養業用的回收再造豬油，再添加當地生產的工業用油，以二一之比合成劣質油，賣給當地食品生產商，後者部分產品回銷香港，賣給本地的食品生產商和食肆，連一些高檔品牌也中招。金寶運向元朗寶源油脂購入標明不可人食的回收再造油，改稱食用油進口台灣，低價賣給明知故犯的強冠（寶源知不知道金寶運的手段非法，目前還不能確定；但資料顯示，同一個寶源，曾在2005年被揭發涉把工業用豬油供應給港九新界的麵包店，製成麵包出售，故其誠信亦頗堪疑【註1】）。

然則香港的這個金寶運，又是什麼底細？原來2012年大陸紅色資本經營的香港公司北大荒涉轉售含致癌物質的地溝花生油事件，金寶運就是分銷商之一，其東主更與北大荒香港分公司合資經營「北大荒油脂有限公司」和「港基糧油食品有限公司」。當時，食環署證實北大荒違反《食物安全條例》，未有登記為食物進口商或分銷商，涉非法賣油；有關廠商又沒有依法保留來貨及出貨的單據，當局遂難以完全追查地溝油銷售去向及回收【註2】。

「古時」，香港食用油市場以三大老字號即南順、合興、大昌為主，一直安全可靠；2010年北大荒進場，便接連出現與其有直接間接關係的詐騙、非法經營和品質安全問題。既有這般「巧合」，與北大荒有密切關係及業務往來的金寶運還可以一直違例經營，食環署明顯跟不上形勢；到底是僅僅大意疏忽了，還是遇上強大阻力？

一般而言，先進與落後的經濟體接觸，雙方都應該特別小心，步步為營。先進體可能以各種對方聞所未聞的技術與手段佔盡落後體的便宜，而自身則可能受到落後體常有的那些欠規管、不守法、行賄賂、官商勾結等壞因素的侵蝕，逐步被同化。可是，就筆者親身在政府裏頭看到聽到的而言，香港自董建華年代起，權力頂層便受到一些本地急功近利的商人慫恿，加上來自北方的壓力，開始拋棄一貫謹慎作風，實行打開中門、加速融合的政策；那些珠三角經合區、X小時港粵生活圈、港深接軌、邊界取消等建議，不斷由一些商家提出、政府接過，快步落實，犧牲港人長遠利益亦在所不惜（不是所有大商賈都如是，一些有點香港人本心的，曾經努力嘗試守住兩制分野）。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食黑油。難道這就是香港人民乃至台灣人民命運的一個縮影？

三、及身審查中信前高管證監會公布，對前身為中信泰富的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五名前執董，包括前主席榮智健及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展開法律程序。證監指該公司及前董事就2008年公司外滙投資虧損披露的財務狀況，含虛假或誤導成分，要求法庭頒令，把高達4500名投資者的交易回復原狀，賠償或超過百億港元。

紅色（國家）資本的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團乃改革開放初年鄧小平委託「民族資本家」榮毅仁創立的。終於被證監咬住的五名中信泰富前執董當中，前主席榮智健是榮毅仁的兒子，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則是本朝行政會議大紅人羅范椒芬胞兄。有此非同小可政治背景的公司和人物，證監會要找麻煩，是否由背後的政治角力引致、後續發展如何受政治及政治人物影響等疑問，答案外人無法知曉，只能猜測。不過大家要留意，證監會對五人的及身行動，還不是刑事檢控。

無獨有偶，美國聯邦政府最近也準備開展對導致2007╱ 08年金融危機的大財團主管採取及身的法律行動。美國民間對政府一直以來只檢控處罰財團法人、放過該等財團主管的做法非常不滿，儘管大財團至今已經因為在金融危機期間幹過的不法行為向聯邦政府司法部繳交了總數超過1000 億美元的罰金及和解賠償。最新的和解賠償，是HSBC上周宣布賠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貸美（Freddie Mac）的合共5.5億美元【註3】。然而，美國法律規定刑事檢控必須在犯法行為發生之後的五年內提出，金融危機2008年結束，故聯邦政府能夠提出刑事檢控的時日無多。

今年5 月，奧巴馬政府委任LeslieCaldwell為司法部刑事組主管。此姝來頭不小；大家記得2001年美國發生大型能源公司英隆（Enron）會計詐騙事件，同謀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和英隆一起，給美國政府司法部「告到甩褲」。結果英隆輸了官司宣告破產，安達信則最初輸了官司，公司解體，儘管後來最高法院因技術原因推翻原判，但為時已晚，回天乏力。當時主控的官員，就是Caldwell；其後她離開政府到商界任職凡十年。因此，她的委任一宣布，華爾街嘩然，對她及奧巴馬大肆攻擊，指後者是為爭取兩年後的大選拉票。Caldwell走馬回鍋，聲言就是要以刑事檢控處置那些大財團的犯法高管【註4】。

按美國法律，聯邦政府司法部有權對財團或其主管的不法行為進行刑事起訴，但美國證監會（SEC）卻沒有此項權力，只可以調查及作民事起訴，以及提議司法部作刑事檢控。由於缺乏刑事檢控權，美國證監會五年來從涉事財團及其主管的民事檢控所收得的罰金，至今不過40億美元，與司法部的1000億美元相比，可謂微不足道【註5】！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證監會（HKSFC）同時擁有民事及刑事檢控權，遇有嚴重案件，只須諮詢律政司，之後便可自行決定作刑事檢控與否【註6】。

最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說過，香港司法能否保持獨立的一個標誌，就是司法工作能否保持高度透明。與中信有關的法律程序能否不受各種政治及政治人物干擾、過程能否足夠透明，是每一個香港人都關心的，不只是有利益牽涉其中的受害投資者。

四、自己惠州自己救

當權派揶揄香港變了世界的「示威之都」，殊不知我們的祖國大陸早已變成「示威之邦」；每年十多萬起的「群體性事件」，絕大部分都包括示威活動，人數幾十到幾萬不等。照片上看，示威規模和氣勢，很多時和香港的差不多，主要分別是警察比例看來比香港高，所擁武器裝備，就算是在小鄉鎮發生的示威裏亮出來的，也比香港警察通常配備的更先進齊全；打群眾的時候，大陸警察也比香港的兇狠得多，示威者不論男女老幼，被打得血流披面的鏡頭很常見，因為沒有政權對「兩制」的那種包容。

上周的大陸示威精選，當是周六才發生在惠州博羅縣的環保行動。民眾抗議的對象，是政府準備在離民居一公里處興建的全國最大垃圾焚化爐。民眾認為焚化爐建成之後，東江水就會受到污染，對當地人不利，甚至會影響到香港。示威人數，不同的報道之間，差異相當大，從警方估計的1000、到一些媒體估計的三萬多都有；示威的時間不算長，從早上九點多開始，到中午稍後結束，不算長；標語口號則相當溫和：如「保衞家園，不受毒害！」、「愛我博羅，拒絕垃圾！」等。這次行動，沒有激烈到有推翻公安車的行為。

儘管如此，政府也出動了兩千名警察、特警，卻未有出動武警或武警特警。大陸的警察，分人民警察和武警兩大類；前者屬公務員系統，後者則屬於軍隊編制。兩個系統裏，都有所謂特警，受的訓練和配備的武器，都高一級。民警和武警之外，還有城管和維穩系統的人員，後者通常是不穿制服的受薪流氓，打記者的，通常就是這批傢伙；這些人享受的待遇似乎不差，出勤的時候，有時還坐奧迪。

這次示威的規模比較大，而且發生在不遠處，所以香港的媒體包括左報都報道了，有的如《明報》還相當詳細，但圖片只刊登一張，未免太少。把場面和氣氛表現得最充分的，要算《大紀元》那四十幀現場照【註7】。

《氣短集》之四十八《信報》特約評論員【註1】見雅虎香港資料https://hk.news.yahoo.com/%E6%B8%AF%E7%94%A2%E5%B7%A5%E6%A5%AD%E6%B2%B9%E9%81%8B%E5%8F%B0%E8%A3%BD%E9%A3%9F%E6%B2%B9-223017484.html

【註2】見《蘋果》新聞h t t p : / /hk.apple.nextmedia.com/news/a r t /20140910/18861458 及h t t p : / /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220/18107801

【註3】見《金融時報》今年3 月25 日的報道http://www.ft.com/intl/cms/s /0/802a e15c -9b50-11e3-946b -00144feab7de.html#axzz3DH5vh3Ku

【註4】有關Leslie Caldwell 的個人背景和最新任命，見《彭博》上周五（9 月12日）報道http://www.bloomberg.com/n e w s /2014-09-12/ e n r o n - b u s t i n g -godzilla-aids-government-s-hunt-forcrime.html。

【註5】見美國SEC的有關統計網頁http://www.sec.gov/spotlight/enf-actions-fc.shtml

【註6】見香港證監會詳細解釋

此點的網頁h t t p : / / w w w . s f c . h k /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3PR86

【註7】見《大紀元》h t t p : / / w w w .e p o c h t i m e s . c o m / b5/14/9/13/n4247776.htm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0915530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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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5 33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09-13

學運興起了！學運是什麼?

 

學運風起雲湧，有些人心潮澎湃，有些人惶惶然不可終日。學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筆者寫下幾點，鼓勵大家反駁。

【一】佔中準備就緒，現在只等時機，此「社運老坑翼」於是反而變得比較沉寂；大眾關注的焦點，很快轉到「社運後生翼」搞的罷課事上去。學生運動往往都是不發則已、一發不可收拾，故面對此隨機威脅，黨國大員絕不怠慢；《環時》第一時間在社論裏打出訊號彈，隨後即有「幫港告密」配合打衝鋒，特府官員則在旁邊當白臉說好話，罷課學生於是成為衝動派、犧牲品、別有用心者的「爛頭卒」、自毀前途的蠢貨。不過，搞學運當「爛頭卒」不一定就沒有前途。

近的，例如我一向尊敬的左派朋友曾德成，就是六七暴動學生翼中的急先鋒，給港英警察打得血流披面，乃名副其實的「爛頭卒」，今天卻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局長高官。遠的，例如那位「戴三個表」的理論先驅江澤民，解放前更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學運頭頭，後來更貴為十三億人民的領袖，一人得道，整個家族雞犬升天。

所以，焉知政治氣候不會一變，來個不是紅色的顏色革命，今天的「爛頭卒」不就是若干年後的管治精英？故就算以不講心、只講金的庸俗眼光看學運，對參與者而言，也未必不是一個上好的風險投資；珠玉在前，上述三位一體當權派曉之以個人利益的「循循善誘」，可以休矣。

【二】閒話休提。值得留意的，是最近有人提倡「幫港告密」。慫恿或獎勵學生偷偷向政權告發其他僅僅是持異見的學生，筆者在美國念書時也見得不少，那是專制時期國民黨豢養的遍布海內外的小特務的拿手好戲；不僅打小報告告密同學，還告密老師，後果嚴重，受害人有的因而死於非命。1981年，著名的卡尼基．梅隆大學數理統計學教授陳文成回台省親死於非命，後來查實就是服務蔣氏政權的告密者幹的愛國愛黨事導致的。

共產黨如今在香港繼承國民黨當年做壞事的遺志，青出於藍，不僅要告密學生和老師，還要把所有中、小學校的校長校監校董也牽連進去，放在監視之列。「幫港告密」者，充其量乃一撮雞鳴狗盜之食客輩，何德何能當起太上教育局長管起全港的學校來了，無非是狐假虎威兼為虎作倀而已。

【三】學生運動不僅是一個社會的風向標，歷史上更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上起「五四」，代表的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其後有「野百合」，更開出了中華文明第一個持續穩定的民主政體。再近一些的「太陽花」，替一個面臨致命外來威脅而不自知的社會敲響警鐘。這三個運動合在一起，便有十分完整的意義和功效：「五四」掃障啟蒙、「野百合」爭取民主建設、「太陽花」守護既有成果。參與這三個學運的學生人數其實都不算多，卻因為發生在關鍵時刻，其功效至為巨大。目下香港由中學生、大專生一起推動的學運，亦在今天本地的場景裏，同時起着「啟蒙」、「爭取」、「守護」這三個作用，非同小可！守護什麼？守護已有的兩制分野，即法治、自由和公民基本權利，概括而言就是「香港核心價值」。爭取什麼？爭取民主體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爭取自治範圍內的所有事不受北人及其代理擺布。這兩方面都清楚明了。啟蒙，尤其啟蒙的機制，則應深入一點探討。

社會是由家庭組成的，家庭封閉保守，社會整體就保守；在這種情況底下，由社會上少數人孕育的進步思潮，就不得其門而入，難以擴散。學生運動一旦起來了，進步意識就進入家庭，在晚餐桌上散播。平日胼手胝足的家長不大留意一人一票還有真假之分，不曾思考過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道理，不知道赤化每分每秒都在進行着，又或者以為都與小市民的一己無關；但有關的政治議論在家裏展開，保守的觀念就會起變化。家庭的態度不同了，進步思潮就滲入社會的其他結構如團體、公司、政府部門裏去，發生二次擴散。學運如此通過家庭影響社會，產生的就是啟蒙作用，京港當權者必然戒懼，於是強力打壓，甚至不惜出到「幫港告密」這一招，目的就是要在學運發揮啟蒙作用的初階段扼殺之。

【四】學運的影響有兩種，一種是短期的。運動通常有很清晰的短期目的，這些目的達到了，即時改變政策，甚或改變社會。另一種影響是長期的，往往可以存在幾十年，而且就算運動是失敗的，短期目的根本達不到，長期影響卻可能很重要。

顧名思義，參與學運的，都是年輕人；儘管運動持續的時間不一定很長，但運動過後，這些人一般還要活很久，而運動深深打在他們心靈裏的記印卻不可磨滅。這些人不斷成長，逐步成為社會各階層裏的掌權者，能夠在他們的崗位上做決策，學運的長期影響就體現出來了。舉例說，美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學生反越戰運動，即時成果並不很大；如果不是美國在戰場上失利，迫着退出，否則越戰還會打下去，反戰運動難以阻擋。

但是，運動的長遠影響卻十分巨大。例如，越戰時期參與學運的美國學生，很多後來進入高等教育界，當教授、做研究；結果，美國大學校園的學術氣氛趨向開放、激進，出現了不少新興的學科、學派。到了今天，幾乎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不設性別學、黑人學、批判理論，等等；連一向最保守的法學界，也出現了所謂的「司法積極主義」思潮（judicial activism，認為法官應該藉着判案介入社會、實現變革），迫令保守勢力退卻。學運的這些長遠影響，重要性並不亞於運動的短期成果，而且是當權者無法阻擋的。這個現象，又可從側面支持「目的殊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的社運理論。

【五】筆者在上周的文章裏分析過，年來風起雲湧勢不可擋的本土運動的譜系，起碼有兩個維度，其中一維是文化歸宿，其兩極分別是「內望派」和「外望派」。兩者都反共，然而前者的文化本位是屬於中華的（華夏╱嶺南），包含一種回歸意識（回歸華夏）；後者容或承認中華文化是其一個源頭，但發展形態是開放的、西方的。

此運動的另一維，則關乎意識形態，其兩極分別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左、右翼。就筆者所見所知，目下的香港學生運動，放在這兩個維度裏，都是相當中間的。就文化歸宿而言，絕大多數的大專生、所有的中學生，都是在九七之後才接受教育，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和受傳統中國文化的薰陶，都比年紀較長的要少（主要是九七後的「教改」後果）；九七之後，西方在香港的勢力減弱，這些學生認識的西方觀點和事物也比較少。學運的這個文化背景，將直接影響未來整個社運的文化取態；好處之一是，大陸要扣一頂「社運受西方控制」的帽子，更難說服市民，將來的運動因此更難打壓。

【六】提出上述各點，並不等於說「有學運就是好的」。學運和所有社會運動（工運、婦運、環保運……）一樣，反映社會或社會的某些方面生病了。這個道理，老子說得最清楚：「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第十八章）。因此，我們不必美化學運，更不應以浪漫主義的眼光看學運。但是，打壓學運就更不應，如同國家混亂的時候，卻把忠臣殺了一樣。

任何人到過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生活過的話，大概都會羨慕那裏的社會安寧、安定，人們專注的，是如何改善、美化自己的私生活，社運、學運絕無僅有；那是因為那些國家已經解決了很多政治問題，社會上軌道，並不需要曠日持久的運動去爭取什麼。

【七】

目下的學運重點是罷課。值不值得鼓勵，見仁見智。筆者認為，一年兩百天，天天上課，不一定最好；罷幾天課，學生走出課堂，為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在社會政治的漩渦裏親身經歷一下，其實不錯，大學生、高中生，尤其如此；初中生，少不更事，可免則免。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文章編號: 20140913530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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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A20 34 .   信報財經新聞 

練乙錚

2014-09-08

蜜語╱惡相．專制國家教你搞民主．近墨者食黑油

 

今天「氣短」三節第一節的題目可以是「舊事重提話振英」，因為那件舊事的時義的確大矣哉；第二節替黨國露一露屁股；最後一節講一點地溝油的經濟學。

一、北京兩副嘴臉如何捍衞？

陳佐洱領導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月前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該會副會長齊鵬飛指出，中央要把一些過往講得「不全面」的事說明白：回歸前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很大疑慮，所以中央特別強調「高度自治」；現在，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只是指出過去無講清楚的事。

據此，有些人批評北京「背信棄義」。嚴格而言，此說並不確切，本來就無信無義，何來背、棄？所以，筆者並無興趣就此事與北京算賬，反而想向梁振英舊事重提。這並不是筆者以為此君有能夠反省自己過往言行的德性，而是想藉此事提點公眾：以梁為例，京港當權派一向謊話連篇全然不可信，如今又高唱「袋住先」，聲言按人大框架定義的特首產生方案「並非終極方案，以後還可優化」，無疑又是故伎重施：先甜言蜜語說人入局，然後惡形惡相迫使就範。

2009 年，梁振英以行政會議召集人之身，挑起與筆者的一次筆戰。事緣筆者的一篇文章指出，九七之前，北京不遺餘力推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港人民主訴求變得迫切清晰之後，口風一轉，改為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露出兩副前後不同的嘴臉：之前落足嘴頭欺騙港人支持回歸，回歸之後港人要求北京兌現民主承諾，北京卻反臉不認，叫港人不要癡心妄想。梁氏發表網文，大罵筆者「信口雌黃」、「指鹿為馬」，說北京的提法一貫，從來都是「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並謂自己從政二十餘年，從未聽過「高度自治非自治」；終了還高調質問筆者：「高度自治非自治」的講法，「出自何人」、「出於何處」？

筆者於是一連舉出幾個精選例子，包括「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官方文宣、全國人大常委會屬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多個講話文本網上版等資料，證明當時的標準講法已經從1997年之前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高度自治』並非自治」。如此「人贓俱獲」，梁振英馬上掛免戰牌【註1】。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一、九七之前之後，北京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說話出爾反爾被筆者指出，當權派因此氣急敗壞由梁氏出馬試圖否認，顯示當時的京港當權派其實知道那種在如斯重大問題上前言不對後語乃是大眾心裏公認的醜惡事，尚可謂多少有點羞恥之心；二、上述齊鵬飛的說話，實乃不打自招，再次證明梁氏2009年那次表演之拙劣荒謬，但更重要的是顯示出，北京已經覺得毋須再為自己先前的掩眼法掩飾，於是乾脆把醜行說成正當事，行騙就可以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筆者因此想問梁氏，既有今天齊氏所言，如何評價2009年那場筆戰中自己的立場和表現呢？是繼續堅稱北京對香港自治的提法絕對一貫，還是決定今年要「辯證」地轉移到齊氏的那種本來就有、只不過現在不以為恥的說法上去呢？

二、閒瀏偶拾：想想也心寒

「政改」游說開始了，京港當權派喉舌一字排開，形成一個完整光譜；一位朋友如此生動形容這個陣勢：左邊是哼，右邊是哈，既有董建華伯伯的苦口及羅范椒芬姨姨的婆心，理解學生青年的民主渴求，懇請大家把人大框出的政改方案袋住先，又有特首辦發言人的惡煞和《環球時報》社論的兇神，么喝美帝英殖縮手收口，警告佔中三子要被打成人民公敵。兩極之間，還有善於說文解字的知識分子如劉兆佳叔叔、從港英而黨國的人版Rita范和Maria譚兩位大媽、善解人意幫港出聲的周或張融帥哥等等。此外，還有腰纏萬貫的商界翹楚、是又不是黨員的政界奇才。妙！

當權派將要推出什麼的政改方案，已是呼之欲出；大處北京管，小處據說還有廣大空間作二輪諮詢，好讓港人快意一下，民主民主。不過，老實說，人大框架之下，上述合唱團推銷領導人說的那塊「美玉」或者那個「美人」，並不吸引，因為假的就是假的，塑膠美玉不是美玉，整形美人難充美人，那麼篩選普選怎麼會是普選？論理，合唱團成員本身毫無說服力；然而，論情，他們都是愛國的，因此國家選擇通過他們教大家如何搞政改。問題是，這個國家搞政改的履歷有多少份量多少斤両？

日前閱報，留意到一個名字：羅韶宇。在大陸的搜尋器上瀏覽一下，便知此人梗概：三十來歲（一說五十來歲），中國首富之一，身家少說也有人仔十幾二十個億；履歷上別的不說，尤其有趣者，是他的第一桶金，乃「剛巧」抓到政策機會，一蹴而就的。百度百科說，1997 年，黨國忽然保安，「強制推行把普通運輸車改成防彈運鈔車」，有此政策推動，防彈運鈔車市場需求大翻幾番，羅韶宇抓得的，就是這個政策機會。於是，「由羅韶宇之母彭啟惠控股83.33%的廣州和騰實業與羅韶宇共同出資組建中奇公司（迪馬股份的前身），主打防彈運鈔車和警用車」【註2】。

一對母子得風氣之先，合共全資搞掂一個保安維穩業，為父者大概也非等閒之輩，不過百度這個詞條沒有披露此人是誰。事實上，找遍.cn的網站，也無半點線索。不過，朝非.cn網站的方向找，資訊卻多得看不完，而且都指向同一個響亮的名字：羅幹，以及兩個有關連的說法：一說羅韶宇是羅幹的兒子，另一說是他的侄子【註3】。那麼，羅幹是誰？前政法委周永康的前任是也。果若是，這就很好解釋羅韶宇為何能夠抓到先機搞防彈運鈔車產銷而發了大財、發了維穩大財。

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官方或官方認可、網警不刪的消息；官方的東西通常慢兩年。薄王徐周事件一一由網絡小道傳出，然後一一由官方證實。

（還未由官方證實的）腐爛透頂的國家及其代理要教我們香港人如何搞政改？

三、食材之第三世界化

2011年哄動大陸的生產及行銷地溝油秘技，原來早已於去年先於《服貿協議》、甚至比《貨貿協議》更早登陸台灣。兩個無良油商把地溝油賣給兩百多個食品生產商，影響所及，不僅「台灣品牌」貶值，連本港不少食品商也大為狼狽，不得不把大量食品下架。地溝油肆虐台灣，並非第一次，六十年代就曾經有過（記憶中乃從日本傳入，東南亞諸國亦不能幸免）；七十年代後期，台灣更發生過一起嚴重得多得的PCB污染食油事件，筆者當時還以特派記者身份到當地採訪；此後，食品生產監管嚴格了，類似的事件便少發。

台灣如是，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了之後，也是如此。不過，這次台灣再出事，實有其必然性——莫說台灣，連一些本來有極高品牌優勢的發達國最近也出問題（不一定是「生產商無良」，有的表面上是疏忽或嚴重疏忽所致，例如去年紐西蘭恆天然奶粉含菌事件）。

已發展國家食品市場出現這種惡性返祖現象，有兩個機制。其一，是發展中國家以低廉成本生產食品，通過自由貿易機制銷往已發展國家，後者的生產商面對競爭要壓低較高的總成本，但無法削減人工、地租和各項交易成本，惟有以隱晦手段降低原材料質量，以至鋌而走險，生產出甚至比從落後國進口貨的質量更差的產品，造成惡性循環。其二，落後國對某些先進國生產的食品的需求激增，後者的生產商難以及時提高產量套取商機，管理層於是但求速度、疏忽掉生產過程裏的正常質量管控，有的甚至為了短期利益而犧牲品牌聲譽也在所不惜。此二機制，首先影響與發展中國家商貿往來最多的已發展國家，然後才是別的已發展國家；如此輻射出去，遠至全球。兩個機制一個結果，可用一句話概括：發達國的食品生產和消費呈現第三世界化。

當然，受害者往往是已發展國家中的中下階層消費者。例如在香港，年前發生一連串從大陸進口劣質有害食品事件，受害的，是一般超市和濕市顧客；至於少數養尊處優的權貴，則全然不受影響，因為他們吃的，與大陸高幹一樣，來自「特供」渠道，質量管控極嚴格。

解決這個問題，依賴市場的正常競爭機制，當無可能，因為出現問題，正正是消費者無法得到充分的質量資訊、這個市場失效導致的。由政府主導改善和加強食品生產監管、要求更嚴格的成分和來源地披露，似乎是唯一辦法，但也並不一定有效，因為會出現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效」問題。比如在香港，京港當權派推動港陸全面融合的政治路線，導致食品監管機構及立法會愈來愈向大陸政商勢力低頭，難以有效制止紅色資本的非法行為。因此，一些大陸食品進口商（特別是那些有高幹家族背景的大型國企），在一個對他們愈來愈有利的「定向寬鬆」環境裏，幹起壞事來，是很難阻止的 。

《氣短集》之四十七《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在2009年該次筆戰中，筆者寫的四篇文章分別是8月22日的《海外行賄．幹部治港．講與不講》、9月1 日的《梁振英先生你動氣了》、9 月2 日的《否定無意義 抹紅不可免》、9月7日的《答覆梁振英．問問葉國謙》，在《信報》網站上還可找到；更方便閱讀的四合一連結是http://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25818512。

【註2】見http://baike.baidu.com/view/6177272.htm?fr=aladdin

【註3】見《東方財富網》. c n 網站的. c o m 鏡象網址的這一頁http://guba.eastmoney.com/news,600565,23127337.html ，再參考大量其他搜尋結果。

練乙錚